“绛河”：琵琶起舞换新声

　　还记得开创黎城落子武戏的“乐意班”班主、黎城赵店人刘胖吗？他不是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把自己苦心经营了15年的“乐意班”转押给了屯留西乡税监王国太（绰号“王老八”、人们背地里称他“王八”）么，这个改了名叫“屯邑中呈万乐意班”的戏班，就被人们习惯性的简称为“王八落腔”。这个“王八落腔”在上党落子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出名挂号的戏曲班社。由于“乐意班”的底子不错，“万乐意班”也一直经营到抗日战争爆发。艺人们流离失所，为了生计，有的外出搭班唱戏，有的干脆回家放羊种地。好端端一个“乐意班”，就这样人走班散垮了摊。
　　1944年9月，因胜利剧团在抗战中的出色表现，太行专署号召所有文艺团体向他们学习，屯留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成立一个剧团。此时，因战乱流落在民间的屯留“万乐意班”艺人杨福禄（艺名“放羊孩”）、王计孩和原在西府唱戏、后“躲反”回到屯留的张枝群、杨红标、李石文、秦招群、崔全则、赵宝顺、程抓则、李小培、胡天宝、王宏义，还有一个不知名子、只叫“老康”的以及6岁左右的小学徒原双喜、杨宝花等人，被抗日政府招到元庄村，与屯留县绛河宣传队一齐进行整编后，以横贯屯留的绛河为名，成立了演唱黎城落子的“绛河剧团”。任命原鹤年为团指导员，周铁民为团长。
　　战争环境下的新体制剧团，要求成员的思想、作风，必须迅速转变到新的立场上来。剧团边演出，边整顿，整个动作就是一个字：改。改制度、改剧目，这还好办，改思想、改作风，就不是那么容易。比如，旧艺人吸大烟，是常见的事儿。让他们立马下瘾，这就难了。但获得新生的艺人们，知道自己的职责。杨福禄不但带头戒掉了烟瘾，还积极协助抗日政府抓住了到根据地贩毒的奸商。此事至今还被传为佳话。有了这极为艰难的第一“改”，绛河剧团以后的“改”，就成了家常便饭了。这里拣几件动作大的改法我们来见识一下———
　　第一改，改剧目。建团之初，为配合形势，上级要求编演现代戏。且不说编剧没人才，对于演惯了传统戏的艺人们来说，不穿行头、不挂髭口，叫人怎么在台上动呀？但既然是革命的需要，大家就得想办法。没有编剧，政府派来了青救会的牛项良，他根据杨福禄在敌占区赶庙会时亲眼目睹抗日游击队杀日本鬼子的英雄事迹，再加上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所见所闻，很快编出了一躇现代戏《香烟会》。表演上采取了“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新戏旧服装、动作套程式。虽然看起来有点便扭，因为是群众身边的事，台上台下却发生了强烈共鸣。观众说：“王八落腔这伙把式，参加剧团后就是不一样了。”以此为始，他们创演新戏的劲头越来越大，《失东北》、《战汾东》、《兰英回头》……都出自绛河剧团。戏曲演现代戏，配合形势快，领导很支持，当然能收到立竿见影的社会效果；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新编历史剧，同样也能取得指点江山、激浊扬清的良好意愿。1947年，山西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墨遗萍来到绛河剧团，为他们创作、排演了历史剧《河神娶妻》、《青田县》、《正气图》、《崇祯吊死煤山》以及现代戏《渔夫恨》、《李来成家庭》、《高树勋起义》等剧目。
　　第二改，改包装。这是现在的叫法，在那时是指场面、穿戴和化妆。现在的中青年观众很难想象那时候舞台演出的情景：两盏麻油老灯下，一桌二椅一挂幔；除了花脸勾脸谱、小丑画豆腐块，生、旦都是“本色”出演，只穿行头，不施粉黛，黄脸黄手只管唱。“挑担靠膀，唱戏靠嗓”，谁唱得好谁就是好把式，就是指那时的情形。杨福禄放羊时练就了一副好嗓，可是他在西府（临汾）演出的时候，甚感蒲剧舞台千色竞秀、百音和鸣，就立志要改一改黎城落子的落后模样。第一改就改在了黎城落子的外观上：在空旷的舞台上挂起了层层幕布———屏蔽了表演区外一切扰乱视线的杂乱景象，给表演创造了略带神秘的纵深环境；改换了行头———购置皮金密线绣制的大蟒大靠替下了原来的小蟒小靠，把生衣对披的布袖头改成了丝纺的长水袖；还改换了演员化妆———1947年他们在新排历史剧《正气图》时第一次启用了“女包头”。1948年春天，他们邀聘京剧女演员马秀兰来团，对生、旦角演员的化妆“改头换面”：抛弃了原来淡搽粉、贴人字鬓、梳羊尾巴髻的简陋化妆，改为浓抹重彩、描眉勾眼、插凤嵌钻、梳元宝髻的旦角化妆；生角也描眉拓红勾眼圈。所有出台演员一律穿彩裤彩鞋。甚至连原来光秃秃的刀枪把子也都加上了鲜艳夺目的红缨络。这一改，很对观众的口味。看戏看戏，让观众一饱眼福当然受欢迎。
　　第三改，改表演程式。就是把原来由演员即兴发挥或者由老艺人口传身授继承下来的身段、台步、手势等等“戏法儿”，向表演规范的剧种靠拢。　　1945年，杨福禄就带领青年演员“翻吊毛”；1947年秋，外地一个京戏班来长治演出，杨福禄又带领一批青年演员用小车推上小米住到长治学戏。他还把这个京戏班的武功教师陈士新聘请到绛河剧团任教，传授了京剧的“起霸”程式；又向蒲剧和其它剧种学习了“十字蹦”、翎子功、甩发、水袖等表演程式并及时运用到了上党落子的演出剧目中。这一改，可就引起了一些非议。谁都知道，早期的上党梆子有着和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截然不同的表演程式，特别是她的那个“推三把”，非常洗练地概括了上党梆子表演程式重极具典型意义的动作，以至于赢得赵树理同志生前赞不绝口并时常亲身示范。上党落子既然是上党的戏曲，她好不容易从老大哥那里学了点看家本领，怎么能说丢就丢掉呢？当然，这是三分内行人的看法，大多数观众并不在意这些举手投足的细节，他们仍然对“起霸”、“十字蹦”、“甩发、水袖、翎子功”看得津津有味。这一关勉强过去了。
　　第四改，改音乐。这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谁都知道，音乐唱腔是一个剧种的典型表现和本质特征。特别是地方戏，由于流布区域相对狭小，音乐的特征就更加突出。在这方面，连祖祖辈辈大字不识一个的老农民，都能听出个七七八八来，可见多难。但是，难归难，绛河剧团在改革上并没有到此止步。以杨福禄为首的改革者首先于1950年西行临汾、边演出上党落子，边观摩学习蒲剧。回来之后，他和众学徒集资购买了留声机与《花木兰》（豫剧）、《王宝钏》、《杜十娘》（评剧）、《平贵别窑》（京剧）等唱片反复揣摩；接着就把伴奏的头把乐器———“椿木圪筒”革了命。这个椿木圪筒你别瞧它其貌不扬，黎城落子起家的时候定什么乐器坐“头把”，那还是费了心思的。因为上党梆子乐队的头把交椅是“锯琴”，黎城落子就照猫画虎、刨椿树老根镟空、再蒙上桐木板作成琴筒，基本上还是梆子剧琴的翻版但不能再叫“锯琴”，顺嘴就叫成了“椿木圪筒”，几十年用下来倒也顺手。而今突然改成“板胡”，一些人有了抵触情绪；在随后的音乐改革中，又把原来冷捶慢打的锣鼓点子象“长皮”、“乱家伙”什么的都换成了细吹细打的“丝弦曲牌”；还在唱腔的“扬流过送”上作了一些花腔润色，这就引起了守旧势力的强烈反感。他们斥责这些改革为“背叛祖宗”、“大逆不道”、“糟蹋落子”……进而，一名副团长带领十几名有一定声望的演员愤而离团。这一下，流言蜚语顿时在群众中四处漫起，对绛河剧团的指斥声不绝于耳。次年（1951年）开春在长治周围的大辛庄、魏村等地演出时，竟被一些人骂为唱的是“草灰戏”，借口生角画了装、穿彩裤上台“对神不敬”，扬言要“扒戏价”、“洗舞台”，甚至搊了“老锅”，不让剧团吃饭。
　　……
　　面对阻力，绛河剧团没有退却。杨福禄们仔细分析了逆耳的反对意见，得出的结论是：还是改革不到位。如果改好了，观众会欢迎的。于是，他们再次加大了改革的力度。在服装方面，他们向大剧种学习，增添了女蟒、对披、小袄、彩裙，进一步丰富了演员的着装色彩；鉴于舞台照明光靠两盏老灯亮度不够的状况，剧团花重资购买了一台发电机，除照明外，还在布景上投上彩色灯光，亦彩亦幻，煞是好看。首次在戏曲舞台上出现的“电打布景”一时轰动了上党。1955年，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将新创造的上党落子板式“凹板”、“八版”运用于新编戏曲现代戏《两兄弟》的演出，受到了长治专区专家和同行的肯定。“让戏曲演出好看”的改革思想，终于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至1958年秋绛河剧团上调成为“长治专区文工团”（次年又并归于长治专区人民剧团二分团）之前的15年里，绛河剧团始终走在改革的道路上，不但呈现了新的舞台景观，上演了大量新的剧目，而且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的上党落子名演员，如杨福禄、王计孩、刘肉旦、呼风保、郝聘之、米枝林、王改梅、赵六斤、燕宝贵、刘春莲、原双喜、张双贤等。1952年秋，绛河剧团抱着十年改革黎城落子的丰硕成果，首赴省城太原向省委、省政府及省城人民汇报，获得了广泛的好评。省文教厅、省文联赠剧团“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奖旗一面，戏剧家墨遗萍亲笔挥毫书写了那副著名的“宋泽州孔三传开创诸宫调八百载遗风未坠；清黎城老四虎提炼落子腔九十年余韵翻新”布楹联赠予剧团，以资赞赏。这副楹联可以看作社会大众对绛河剧团进行戏曲改革的全面肯定。

原双喜是著名上党落子表演艺术家刘春莲的丈夫；杨宝花是著名上党落子表演艺术家杨福禄的女儿。

杨福禄、米枝林、傅永亮，师徒三代将上党戏曲须生艺术真是推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