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这边，漳河水一路流着，过河北，入海河，最终在天津融进了渤海湾；晋城这边，绵延的沁河下了太行，在河南跟着黄河混进山东，虽然最终也入了渤海帮，但从其流域看，长治混在华北，晋城浪在中原。

一个是海河文明，一个黄河文明，这就是出路上的根本区别。

说到这里的时候，又不得将话题再延伸一下。在山西来说，汾河是其主流河脉，几乎从北到南，贯穿了整个山西，沿着这条河谷，忻州、太原、吕梁、晋中、临汾、运城这些城市依次生活在山西母亲河流域的温暖怀抱，这些城市群，也几乎成为山西的主流城市，从来代表着山西的形象，享受着山西的利好。从全省的第一条高铁就可看出，其运行轨迹几乎全线覆盖了汾河流域，就是2008年的奥运会火炬传递，都是沿着这条线，进出山西的。

晋城长治扒在太岳山的山头，一看这么个架势，能说啥？就是这么个先天的地理条件。英雄不问出身，大家各自浪吧。这才有了上文中的一幕，长治晋城互道一声珍重，晋城扑通一声向南跳进黄河，长治勾搭着海河一路向东，从此混迹在不同的江湖。

是谁捏合着长治晋城，一直凑凑乎乎到了1985年？这事要从一个地域的概念说起——“晋东南”。

说到这个概念，又不得不转到山西这个大背景，从主流的地理分野上，山西“三晋”的概念一直是晋北，晋中，晋南，和上文分析到的一样，这是按汾河流域的阵营来划分的，而且这“三晋”，各自占得先机，所以现在一提起文化或者旅游来，我们总是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以晋北五台山为主的佛教文化，以晋中大院为主的晋商文化，以晋南大槐树为主的寻根文化云云。尼玛，长治晋城混啥？

这才不得不有了“晋东南”的概念。谁是晋东南？长治晋城联合起来就是晋东南！不然在山西连个地理位置都没有，出去怎么说？说我们山西是“晋北晋中晋南”，我们长治晋城不在这序列里，我们是母亲交话费送的？

那么，是谁发现了晋东南？

如若你来到晋东南，漫步在如今长治晋城两市5785个乡村之间，总会有村中的老人，指着一些破损的窑洞，告诉你那是朱德彭德怀，或者邓小平住过的地方。你不由得肃然起敬，掸了掸身上的灰尘，防佛明白了什么。

没错！是毛泽东在上世纪的抗战年代发现了晋东南。

这么一来，我们还得跳出地理上的山西，在近代的历史空间里回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刚成立不久，就被中华民国的政府军盯上，双方在江西湖南等地，干了那么几仗，用历史的文本背书，就是成功的击碎了敌人四次围剿。但是第五次，在当时中共领导人王明的冒进路线下，中央主力红军失败了。这时，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出来收拾残局。

老毛带着约十几万红军主力，从江西出发开始了战略大转移，史称“万里长征”，经历了艰难险阻，突破各地政府军的骚扰，最终在1935年到达了陕西延安，这才喘了一口气。

延安这地方，地理上看，和晋东南的长治几乎处于同一个纬度上。延安在地球的北纬35.5度，长治在北纬的36度，中间只隔了一条黄河。这就为毛泽东发现晋东南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现在，我们屡了七十多年前的抗战史，就是望诸君明白，作为“晋东南”这个地域概念，它的存在是“战时性”的。至于为何后来作为一个行政地区，又存在到1985年，这不得不说，这只是“战时”概念的延续。要知道，中国真正从战备状态，阶级斗争状态到和平建设年代，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

“战时”的状态，只是一个“暂时”的类军管阶段。当我们翻阅中国历史时，晋东南在漫长的古代史里，长治晋城一直各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代表参与着历史的进程。当然，也有过短暂的例外。

总体来说，在历史的长河里，长治晋城共进行过三次大的“合作”。如果说，地理上的晋东南，在抗战时期作为一块军事战略要地，为联合上市出现在近代史，而算作是一次“战争合作”的话，那么其余的两次，则可以称之为：一次“文化合作”，一次“商业合作”。

文化合作出现在人类文明的远古时期，炎帝一世踏入了晋东南这片土地，为后世寻找粮食和蔬菜，所留下的大量遗迹和传说，为晋东南的今天争取上了“华夏文明发源地”的称号。至今，长治晋城，一个神农，两地各表，共同分享着远古时期留下的文化遗产。还有另一次的“商业合作”发生在明清时期，山西晋商的崛起，理应不只在晋中，还有泽潞商帮，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协作，晋城长治的商人们用盐铁与丝绸，打造出的白银帝国范围包括了京、冀、鲁、豫、大江南北，至今留在洛阳潞泽会馆的宏大规模让我们震惊不已。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不再赘述。

从中可以看出，长治晋城的三次“合作”，全部源于外部的需要，比如军事战略需要和文化符号识别。一旦牵涉到各自的利益，比如商业的内部合作，则立即划清了界限，否则明代沈思孝在《晋录》里说的“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话中的表述，则应将“泽、潞”统称为“晋东南商帮”。

这样的合作只是暂时协作，是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一种竞争关系。

晋东南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治是长治，晋城是晋城。作者在这里用很大的笔墨顺着1985年这个岔路口追溯，意义也在于此。也就是说，公元1985年，晋东南地委“分家”，各自成立长治，晋城两市，这对晋城来说，并不算革命性意义的一次决议。实际上，1985年晋城设市，只是一个历史地位的恢复。

我们在前文谈到，中共抗战时期军事力量的东移，改变了晋东南20世纪的历史。这种类军管的行政外因，使得各自单挑的长治晋城两市，实现了短暂的联合，正式的时间跨度是中共建政后的1949年至1985年，共36年。若按影响来说，则应把建政前的时间加进去，按八路军从陕北东跨黄河算起，总跨度约48年。

即使按48年，这么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算起，行政建制上的晋东南联合体概念，也不过是沧海一粟。在人类文明五千年的时间长度中，五十年只是其中的百分之一，余下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晋城是晋城，长治是长治。

长治，古称潞州；晋城，古称泽州。从来就是两个独立的行政单元。在此，我们不妨在大致梳理一下二者的历史关系，按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划分，中国大历史的轮廓，无外乎三大帝国时期的前后延宕，依着这条粗线条，我们依稀可以这样分辨观察：第一帝国秦汉时期，长治领上党郡，晋城置建兴郡；第二帝国唐宋时期，长治始称潞州，晋城始称泽州；第三帝国明清时期，二地先后升州为府。潞安府，泽州府当时所管辖的范围，与现今并无大异。

若要单说“长治”“晋城”，这俩地名最早“初始化”的时间，“长治”应在1529年的明朝开始寓意“长治久安”，“晋城”则在620年的唐代就进行了注册。此是历史的花边，暂且不表。

长治晋城合伙五十年，一直到1985年“分家”。这五十年，是晋城被耽误的五十年，这种“合作”，对晋城的“伤害”性，远远大于“合作”带来的利好。即使按中共建政后算起的36年来评估，晋城参股在这其中，带来的收益远小于他的投入。

拜“合作”所赐，晋城有那么几十年，确实是进入了“隐身模式”，这种影响，一直在今天仍有残存，是造成晋城1985年之后，仍然无法为外界准确识别的根本原因。即使因小康建设名噪全国，也只是被定位为一个“农民托起的城市”，其时全国各地，哪一个城市不是被农民或者农民工托起？

同样拜“合作”所赐，晋东南地委时期，工业，教育，医疗，城市建设的重心、中心是长治而不是晋城。所以一直到现在，长治有很多国家级工业轻工业，可以造洗衣机电视机，是晋城所不能及的；长治占据了更多的教育资源，而晋城一直到“分家”28年后才有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本科大学；更不用说，几乎停滞的城市建设，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数次争议争夺，晋东南地区唯一的机场依然在长治。

所以，在更长的时间范畴里，“竞争”才是二地的实质关系。

这种关系在“分家”后被展现的赤裸裸。长治在“分家”17年后，说了一句话，“如果长治和邻市一样好，那就没有理由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这句话明着是和自己“较劲”，暗地却是变相的“斗狠”,它被刻在石头上，至今仍存放于街头的闹市。但竞争的实质，归根到底又是文化的竞争，而二地的文化是一种只有“合作”才可以被外界识别的可能。所以这问题的最究竟处，乃是长治晋城的竞争，只是一种效益低下的同质化竞争。

出路在哪里？

当我们凝视着斑斑驳驳的山西地理水文图，说实在的，我从心底里同情这一对困在山地的兄弟。向东向北是挺拔的太行山脉，向西向南是巍峨的太岳、中条山脉。长治晋城踮起脚尖，扒在太岳的山头俯瞰，山的另一边，是辽阔的汾河平原，山西的母亲河汾河，浩浩汤汤，接纳哺育着大河两岸，河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欢快的奔腾着，那耀眼的金光刺痛了兄弟俩的眼睛。

由于同质化竞争，长治晋城在晚清，已呈现出如今日般的图景。当时民谚戏谑：“欢欢喜喜汾河湾,凑凑付付晋东南,哭哭啼啼吕梁山,死也不出雁门关。”如若不是其后中国遭遇外族入侵，全域战乱，晋东南的晚清图景，就是和平年代商业社会竞争化的直接结果延续。

但晋东南的明天，依然无法实现彻底的“合作”，这依然是因为，二者的“出路”不同。

长治晋城两兄弟又深情的望了一眼母亲河汾河，噙着泪水慢慢爬下太岳的山头，夕阳西下，山谷一时寂赖无声，异常安静，二人就一直默坐在深夜，只到皓月爬上太行山的山顶，兄弟二人方才起身。

长治：“哥们，今朝就此别过，他日江湖相逢，还望兄弟周全。”

晋城：“兄弟多多保重。无论到达多远的远方，晋东南是我们永远的故乡。”

月色中二人深情拥抱，不知谁的泪水淌湿了谁的臂膀。

分手后，长治从此一路向东，循着漳河，闯荡华北；晋城向南扑通一声跳进黄河，迈向了中原。

这一天，是公元一九八五年四月三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