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本刊记者   彭斐

　　老舍与赵树理，是现代中国文坛上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文学大家，一个是京味，一个是乡土味；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乡村学究；一个是留美留英的洋学士，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土作家。但他们的作品艺术价值是相同的，他们的人格风骨是相同的，他们不因艺术上的差异而文人相轻，也不因成就上的高低而互相倾轧，而是在风和日丽时携手同庆，在风狂雨骤时互相扶持……

　　来自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曲艺代表

　　谈到老舍和赵树理，老舍的儿子舒乙立即来了精神，“老舍和赵树理是在解放后认识的。1949年4月，赵树理是跟着部队由解放区来北京的，老舍先生是1949年底由美国回来的。”

　　介绍他们两个人认识的人叫凤子，凤子当时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女演员。凤子当时在家里宴请宾客，他们二位都参加了，于是就结识了。“那时候我不在北京，我估计这个时间是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的时候。”舒乙说。

　　1950年5月30号，北京市文联召开了成立大会，这也是周恩来总理的意见。大会上，老舍先生被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李伯钊、赵树理、梅兰芳等为副主席。

　　“这个时候老舍和赵树理就是同事了，而且是最核心的同事。”舒乙说，“当时赵树理的住处就在他们办公室楼上。”

　　当时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说说唱唱》，这是一个民间文学的杂志。杂志刚刚成立时，主编是赵树理，“老舍先生来了以后，老舍成了主编，赵树理变成了副主编，但实际上还是赵树理在负责，老舍就等于在里面挂了一个名。因为他是文联主席，平时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舒乙回忆说。

　　老舍的一生大部分都生活在国统区的城市，而赵树理则在条件艰苦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过着农村的生活，但两人为什么会成为莫逆之交？

　　“老舍和赵树理有绝对共同的爱好，就是民间文学，即使在创作研究侧重方面也完全一样，所以后来他们两人成为莫逆之交。”舒乙肯定的说，“虽然两个人并没有在一起共同创作过作品，即使赵树理在创作上更侧重于描写农民的生活，而老舍先生更侧重于市民生活描写，但他们在民间文学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描写的人民大众，他们的眼睛看的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官员，不是富人，而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普通老百姓的构成就是大量农民和城市无产者，所以基于这一点来说，两个人是完全一致的。”

　　老舍和赵树理都特别爱好曲艺。舒乙认为，曲艺也可以看作是他俩的共同语言。《说说唱唱》上刊发的大都是曲艺类作品。

　　舒乙说：“在当时的曲艺方面，中国的作家是根本不行的。当时中国的作家大都是洋作家，是留学归国的学生，对曲艺是一门不通。”

　　根植于民间艺术的曲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大多数时间都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东西。“就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作家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学生和留洋回来的，实际一点曲艺都没有接触过，既不会，同时又很讨厌这个东西。像打鼓、相声、单弦、快板、山东快书、河南坠子这些艺术，不仅不会，而且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一层的人，没有最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经验，所以也根本不会去听，他们都高高在上。在民间戏曲创作上，五六十年代的那一批老作家，除了老舍和赵树理，任何人都不会。这么多作家中就只有两个人，又懂曲艺，又写曲艺，又喜欢曲艺，一个来自解放区、一个来自国统区的两大人物就是当时曲艺的代表。”

　　曲艺先驱的莫逆之交

　　虽然老舍和赵树理没有在一起演出过，但老舍先生却经常会在家里组织聚会，聚会的时候他们二人会自告奋勇地演很多东西。“赵树理是一个又说又闹的人，上党梆子经常随口就出来了，高声在屋里吼。”舒乙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脸上时不时出现会心的笑容。

　　回到北京以后，老舍有了自己的小院子，他常常把小饭馆的菜叫到家里来。有一次，菊花盛开，他特意请了赵树理、欧阳予倩等好友来赏花。饭后，桌子一撤，余兴开始，老舍打头，先来一段京戏《秦琼卖马》。赵树理站在屋子中间，仰天高歌，唱的是上党梆子。

　　“老舍先生会很多东西，他是一个特别幽默，活泼、热情的人，这种场合的话，少不了他们两个当主角，其他的人都不会，也只有看的份。上党梆子那种东西是需要吼的，而赵树理就是那种会吼的人，特别高亢。”

　　“我在家看他表演是经常的事，他就喜欢这种东西。作为土生土长的山西人，对梆子那是热爱的不得了，赵树理是张嘴就来，而且他唱的梆子特别的滑稽，能把人乐过气去，比如‘早上出得门来，屁股朝前，肚子朝后。’都是特别滑稽的一些东西，能把人肚皮笑疼了。”舒乙说。

　　老舍对赵树理的作品也是喜欢的，老舍很少写评论，但有一篇评论是写给赵树理的。他在看到赵树理新作短篇《套不住的手》后，“满心欢喜”，专门写了一篇评论。他在评论中说：“我也曾写过一些篇小说，都不怎么出色。每逢读到赵树理同志的小说，我总得到一些启发，学到一些窍门儿。”他赞扬赵树理“他的文字是多么从容而又严整呵！他好像一点力气也没费，事实上却是字斟句酌，没有轻易放过一个字去。”他又说：“从字里行间，我还能看到他的微笑，那个最亲切的微笑。”可见他对赵树理的感情之真挚，性格之熟悉。他们之间是真正的志同道合，亲密无间。

　　赵树理对老舍的作品也很关注。老舍的剧本《方珍珠》上演前就让赵看过。赵树理在《方珍珠》剧本读后感中说：“这剧本刚刚脱稿之后，我已得到先睹之快。”他在文中对这个剧本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了精辟的分析。

　　老舍和赵树理都是写戏的。老舍先生写了一个戏叫《柳树井》，赵树理写了一个戏叫《罗汉钱》，都是解放初的戏，而且都是宣传《婚姻法》的。《婚姻法》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大法，当时要解放妇女，要反对包办婚姻。他们二人一个人写了一部小戏，后来都演出。

　　“有一次看《罗汉钱》演出，我们坐在一起，我就非常注意看赵树理的表情。当时的椅子后面都有一个小平盘，前面人坐着，后面的人可以喝茶。赵树理的手就放在前面的小平盘上，随着戏开演，赵树理很快就入戏了，把小平盘当作鼓敲了起来，而且表情是得意万分。所以说他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人，他表现出来的就是很自然的喜欢戏曲。”舒乙回忆说。

　　“他当时打鼓的状态和形象，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民间曲艺的这一套东西赵树理特别棒。”舒乙说，“民间的曲艺，民间的戏曲，民间的乐器，他都是拿得起来的，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在动作与语言的运用方面，在赵树理那里已经达到了极致。“这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编的，反正是他张口就来。但我估计这不是他自己编的，而是真正的民间的才有的那种滑稽的东西。”

　　“老舍也特别喜欢这些，所以他们两个谈得来，他们两个是好朋友，这绝对是有原因的。”

　　“他们两个都有自己的文学成就，这个在现代文学史上是有定论的。但是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他们是现代曲艺改革的先锋。现代曲艺要改革、要改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他们是现代曲艺改良的先驱，全国就这么两个人。既是杰出的贡献，又是他们两人共同的特点。这是别的任何作家都没有的。”舒乙总结说。

　　不熟悉城市生活的农村作家

　　进城以后的赵树理，并没有因为生活环境的差异和北京土生土长的作家格格不入，但赵树理一直保持着农民的那一套生活方式。

　　“解放后解放区的作家是主人公，而赵树理是解放区最有名的一个作家，所以别人也不可能排斥他。”舒乙说。“但城市生活对赵树理来说，完全是陌生的，所以也闹了很多笑话。”

　　至今赵树理喝酒的一段往事仍清晰的记在舒乙的脑海中。赵树理从老舍家回文联的住所，要穿过整个王府井，比如说当时王府井有三家小酒铺，赵树理每一家都得进去喝一杯。

　　“喝一杯是怎么个喝法呢，进去把钱往柜台上一放，然后由酒坛子拿‘提溜’倒一杯，仰脖而尽，不是慢慢的喝，碰到第二家再来一下，第三家也是如此，把所有酒铺喝个遍，赵树理这才会回去。”舒乙说，“旧社会的时候，一般乡下赶马车的都这么喝酒。进去把钱拍到柜台上，就去喝一杯，而这时马车还在继续走，车夫要追着马车走，所以赵树理这是赶马车人的习惯。但是赵树理每一家都要进去，只要有八家他会喝八杯，五家五杯，三家三杯，而且不要下酒菜。”

　　“在北京，赵树理一直是这个习惯，所以大家看着特别可乐。在朋友家里，赵树理一喝酒就闹，开始唱，开始跳，开始耍。老舍也挺能喝酒的，而且他和赵树理在喝酒的时候肯定是要划拳的。”

　　赵树理还有一个习惯，睡不惯席梦思。“比如说出国，作为领导的赵树理肯定会被上级派去出国，他就会等到很晚很晚，人都散了的时候，服务员也休息去了，赵树理就偷偷的在地板上睡，因为他睡不惯席梦思，第二天大清早他就起来，把被窝放到床上去，把房间搞好，怕别人看见笑话他。”

　　赵树理就是这种习惯，他绝对睡不惯软床，一直保持着在抗日根据地时，和当地农民一起生活的习惯和作风。

　　“他有很多很多笑话，就是那种农民似的笑话。太行山区哪有席梦思，就连木板床都没有，都是很硬的土炕。”进北京后，赵树理就住在北京市文联，而且睡的一直是木板床。

　　上世纪90年代，舒乙在筹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时，做过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的时候，要做一尊赵树理全身的雕像放在院子里。雕像一共十几个人，作为解放区出来的作家就是赵树理。负责的雕刻家是中央美院的雕刻学的教授孙家钵。他就问我怎么雕，我给他出了个主意：赵树理在前面走，后面牵一头驴，驴上坐一个乡间的小姑娘，小姑娘的原型就是《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孙家钵一听就来劲了，说这个东西肯定特棒。”

　　雕刻过程中，孙家钵问舒乙，“赵树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舒乙说：“第一，他是一个驴脸，极其丑陋，水蛇腰，有点驼背；穿一套窝窝囊囊的中山装，口袋里别一支钢笔，兜里面鼓鼓囊囊的放半块窝头，背着手走路，穿布鞋。”

　　后来雕刻真的按照舒乙的描述一样，铜质雕像，驴上面坐着一个梳大辫子的乡下小姑娘，放在文学馆的院子里，舒乙和孙家钵都很得意，因为这完全是一个艺术品，但是舒乙就怕赵树理的家属不同意。

　　“哪知道赵树理的儿子赵二湖从报道上看到雕像的信息后，给我打电话，说我可不可以翻一个你这个雕像，我问干什么，他说放在他们家乡的街心公园的中心位置。当时我就知道这完全得到了赵树理家属的认可，赵二湖完全认为这是一个神似的东西。”舒乙说。

　　“但赵二湖的想法后来并没有成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搞成，现在搞了一个标准像，比文学馆的那个要坏一万倍，特别不像赵树理，特别丑陋。当然这个丑陋是从雕刻的角度。”舒乙遗憾的说。

　　用友谊写下的文人的高贵品质

　　到北京以后，赵树理的作品不是太多，并且经常受到批评。他很苦恼。他唯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回到山西，生活在他熟悉的环境里。北京对他来说太陌生了，所以进城以后，他在创作资源上有点枯竭，所以他频频表达了回山西的意愿。

　　对赵树理的创作，社会是承认的，他的作品雅俗共赏，“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实际上在文坛上赵树理始终不被承认。那些知识阶层认为他的作品是下里巴人，不屑一顾。甚至现在人们排定“大师”座次，他也名落孙山。

　　其实在建国之初，就有这种情况。赵树理从山沟沟住进了北京的胡同，表面上成了精神贵族阶层的一员，实际上却格格不入。当时的文艺界被人们称为“酱缸”，置身其中是无法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

　　上世纪50年代初的赵树理，在北京以至全国，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但他在大酱缸里却算不上个老几”。赵树理在作协没有官职，他又不会利用他的艺术成就为自己制造声势，更不会昂着脑袋对人摆架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土特产”。

　　“解放后的文学理论是非常左的，赵树理有比较高的文学修养，别看他生活的样子像个老农民，但他中西的理论都非常好，各种名著他都看过，他自己有一套文学标准。他经常是离经叛道，离开极左的地方，这一做法在当时是要受到批判的。”舒乙说。

　　“比如说赵树理描写一个正面人物，这正面人物有很多缺点、毛病，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以的。正面人物就是要高、大、全，没有任何缺点，不会谈恋爱，什么都没有，是一种空中楼阁似的高大形象。但赵树理绝不会这样去描写，他肯定会描写一个有声有色的活灵灵的人，这个人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缺点，有自己的毛病，是一个活人，这种做法绝对会受到批判。”

　　“赵树理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作家，对于政治环境他是不会回避的。”

　　当赵树理遇到批评时也会找包括老舍在内的朋友进行交流，但他也要写检讨，以寻求过关，这对于赵树理来说是相当苦闷的。

　　“赵树理解放以后就不快活，一些自己的想法、真心话也只能在私底下和朋友们交流。”舒乙说，“赵树理是一个有见解的人，包括对时局的见解，像他这种智商很高的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这样，在时局和他的作品之间肯定会有矛盾的。其他人不会因为他地位高，特别有名，就放过他。”

　　“1956年，赵树理在山西待了半年以后，如实的反映了当地农村的状况。这在当时大跃进风潮下，正赶上反右倾扩大化的时候，是绝对不可以的。1956年是赵树理建国后思想和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开始以文学的或非文学的方式向执政者们‘进言’。”舒乙说，“赵树理日子不好过，对于儿女的生活他不太管，他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低，不让他们有特权，他始终过着一种特别低调的生活。”

　　1965年，赵树理真的就回山西了，但一回去就倒霉了，文革的时候，赵树理的遭遇很惨。

　　在文革中，老舍宁可自沉于太平湖以死抗争，也不愿向丑类低下高贵的头；而赵树理在被关押到山西省高级法院里后，仍对看望他的女儿说：“近年来我几乎没写什么，因为真话不能说，假话我不说。”

　　赵树理的性格决定了他最后的悲剧命运，但不要说赵树理，当时任何人到那去都会是这个下场，当时完全是一个疯狂的状态。

　　老舍选择了自杀，而赵树理最后被整死了。老舍与赵树理，用生命捍卫了作家的尊严，用勤奋铸造了文学的辉煌，也用友谊写下了前辈文人的高尚品质，与而今忙着打文坛官司的文人，以笔战互相攻讦的新秀们与之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上党梆子那种东西是需要吼的，而赵树理就是那种会吼的人，特别高亢。”

    “早上出得门来，屁股朝前，肚子朝后。”

     这几句有意思。2005年拍电视剧《赵树理》，主题曲就是“早上出得门来，屁股朝前，肚子朝后。”但是，李雪健唱得根本听不出梆子味，如果是张保平老师唱的，那才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