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详说上党落子

经查，本文原作者系程伏舜老师所作，因此本坛现作指正，如原作者不愿意让在本坛转发你的文章请告知，我们管理员将立即删除，并对您说声对不起，谢谢！

上党落子是地方戏。
　　在地方戏中，又可根据行政区域划分中戏曲剧种流布的大小，选择一个剧种作为当地的代表剧种，比如川剧、晋剧、豫剧、汉剧、赣剧、藏剧、桂剧……如果代表的区域更小一些，那这些地方戏的剧种特色必定更鲜明。
　　地方戏的形成有哪些特征？
　　首先，她是由本地人创造的“家生戏”，一般地走过了“弄会”———“科班”———“剧团”的形态发展过程；
　　其次构成戏曲诸多元素中最重要的元素———声腔音乐是本地的基调音乐、或者核心旋律是本地的民间音乐如民歌、小调等；
　　再次，其组织者是本地人，组成演出或者娱乐的社团的成员、基本上也是本地的；
　　第四，演出的代表剧目必定是本地人创作、反映当地历史人文、风土人情的题材；演出的表演程式中，自己创造的法势有独树一帜的欣赏价值；
　　最后，不管是专业社团或者是业余社团，其演出活动的主要受众是本区域内的社会中下层。
　　当然，地方戏不但有自己的代表剧目，而且还有代表自己剧种水平的表演艺术家。这一点是所有剧种的共性。
　　上党落子具备地方戏曲的所有特征，她的产生、发展、繁荣，走过了160余年的历程。细细咀嚼她的历史，我们便会对今天的戏曲状况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大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河北省武安、涉县一带遭受了旱灾，衣食无着的农民只能外出谋生。武安县的一个农民叫喜顺的，会唱一口“武安落子”。他辗转来到黎城县东仵村帮人打短工度日，歇工的时候，随口唱几段“武安落子”自娱自乐。那时，农民的文化生活贫瘠得很，有个锅碰碗响，就会招来一群人，何况是有人唱落子呢。喜顺这么一唱，等于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广告，只要他一张口，就像鲜花招惹了蜜蜂，村里人立刻围了个水泄不通。
　　俗话说，“会看戏的看门道，不会看戏的看热闹。”东仵村有个农民叫李锁柱，识得几个字。他在农闲之余不但会摆弄小手工艺，像木工活啦、柳编活啦等等，还酷爱看戏文，偶尔看过的秧歌、梆子，他总要记上几段唱词，反复揣摩，甚至千方百计找个断文识字的人帮他写下来，有空就眊上几眼，哼唱几边。自然，喜顺干唱的武安落子，他比别人听的更上心。听着听着，他不由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能把喜顺会的这些武安落子戏都学下来，那打发农闲的日子再不发愁了。抱着这样的想法，只要有空，他就陪喜顺打短工，一边干，一边学，甚至晚上把喜顺请到自己家里，烟茶相待。喜顺看他真诚热心，就好无保留地把肚里的戏文一股脑儿地教给了李锁柱。夏去秋来半年多的时间，凭着喜顺的倾心相授和锁柱的聪明好学，《庄子探妻》、《薛礼回家》、《二进本色院》等几本“武安落子”戏文，统统装进了李锁柱的肚子。
　　喜顺走了，但是东仵村谁都知道喜顺的戏传给锁柱了。于是，听锁柱的戏又成了大家的一大享受。开始，还是锁柱一个人干唱，后来，锁柱从听众里踅摸了几个想唱又能唱的人，象能唱旦角的李秋归、李长群，能唱生角的李丑则、丁仓则等，分别给他们配了配角色，大家一人一角搭配唱，不但减轻了锁柱的负担，而且开始培养起了锁柱的导演才能。这样分角色演唱的最大好处，就是众人参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也使原本说书式的干唱开始变得有声有色。
　　俗话说：“人心没足，得寸进尺。”锁柱他们这样自娱自乐地活动了一段时间，就有人提出“能不能加点响器（器乐）”？锁柱早有这个心思，只是觉得购买锣鼓丝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既然乡亲们提出来了，不妨让大家想想主意。大家七嘴八舌吵吵了半天，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一是早先“同乐会”购置的傢伙还放在库房；二是有几个好拉丝弦的手里有胡胡、唢呐；三是实在不够，大伙儿凑钱买上几件。真个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不几天，连人带乐器又加入了七八个。加上唱角儿的一二十个。嚯！满像那么回事儿。像这样锣鼓丝弦再加唱，那多大动静哪。过不多久，四邻八乡纷纷猜测：东仵村要兴戏啦。那时候的“兴戏”，就是纯粹民间的自娱自乐，自愿成立的组织，一般都叫“××会”。
　　按照喜顺教给的戏文和比等的路子，锁柱使气巴力地拉出了《庄子探妻》、《薛礼回家》、《二进本色院》三本戏，道白学不来武安话，就用黎城话；唱腔只好“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唱武安落子。为了能在正月十五闹红火时亮一亮相，这伙人忙得连过年也顾不上了。匆匆忙忙过了年，这些人舅舅老丈人顾不得待，一头钻进社房光排戏———因为正月十五是铁定了的日子。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为借行头，锁柱忙的进东村、出西村，满以为家里的戏不是回事儿了，谁知道唱旦角的有几处高腔就是唱不上去；还有那个唱丑角的，几句数板愣是溜不下来。大家都着了急，你怨我、我怨你，顿时搅成了一锅汤，把正月十三借行头回来的锁柱弄了个没脾气。“事急从便宜”吧，锁柱不急不慌地思索了半天，抬起头来对唱旦角的说：“你要真的唱不下这段来，那就用咱们的‘小花戏’唱吧。还有你，”他指了指唱丑角的说，“你实在数不下武安落子那板来，就比照婆娘们哄孩子的腔调数吧。”大家说：“不是武安落子了，那行吗？”锁柱说：“有啥行不行，咱黎城人听懂就行了，又不是给武安人唱。”大家想想是这个道理。
　　正月十五闹哄火，东仵村的节目别具一格、出奇制胜，被乡里选中赴县比赛，又一炮打响，大家都把东仵村的节目叫“闹戏”（意即闹红火唱的戏）。从此，“东仵闹戏”有了声誉，各村的物资交流会、商界的开业庆典、甚至有钱佬庆寿、发丧……都有邀请东仵戏去唱的。有了点小收入，他们就置办了些彩衣彩裤头巾腰带什么的，到场一站，就地开戏，观众围着看他们演唱———老百姓管这种形式叫“打地圪圈”。
　　本来“闹戏”是老百姓对东仵村移植武安落子的昵称，自从在县上比赛出了名，就有一些好事之徒吹毛求疵，嫌叫“闹戏”不文不雅。为了和武安落子相区别，大家干脆就叫她“黎城落子腔”。自此，创业伊始的“黎城落子”步履蹒跚地迈上了艰难的发展之路。

严格地说，李锁柱他们创造的“闹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剧种。你看，剧目是移植武安落子的，唱腔虽然加进了黎城的“什样锦”、“催眠曲”，但大部分过门唱腔还是武安落子。群众虽然把他们的演出叫“闹戏”，这只能理解为是“闹红火的戏”。至于有人想叫成“黎城落子”，倒蛮有超前意识，但当时并不具备条件创造一个落子剧种、来和当时盛行天下的上党梆子抗一抗膀。
　　但不管怎样，在黎城的土地上必竟出现了一种新的演出形式。与生俱来喜新厌旧的本性，还是让大伙对这一表演形式趋之若骛。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李锁柱沿用村里八音会组织“同乐会”的名称作他们“闹戏”的班名，他自己任“掌班”，除原有的三本戏（《庄子探妻》、《薛礼回家》、《二进本色院》）外，又从武安落子移稙了《王定保借当》、《借髢髢》、《跑沙滩》、《拐马》、《兰桥打水》、《吕蒙正赶斋》以及《打鸾英》等戏，丰富了他们的演出剧目，扩大了他们的演出市场。
　　看到李锁柱的“同乐会”能演出得 哄哄火火，一些有才艺的农村人也坐不住了。不久，黎城县水洋、隔道以李栓劳为首的农民成立了“庆元会”；中街村以王海林为首成立了“庆丰会”。为了显示与“同乐会”不一样，“庆元会”、“庆丰会”还分别从外地（可能也是河北———因为黎城与河北毗邻）移植回了自己的剧目，如《地堂案》（即《司马庄》）、《金杯记》等。
　　艺术的发展和提高，必须有自由竞争的环境。正是由于“庆元会”、“庆丰会”与“同乐会”的竞争，使得李锁柱的“同乐会”不得不再想新招。这一次，他们想到了“走出去另踩地盘”，除黎城外，他们试着到毗邻的平顺、潞城演出，由于他们出名早，外县都认帐，因此，在外县的演出仍然受到了欢迎。
　　尽管有新班社、新剧目、新演出市场产生，但此时的“闹戏”生存依然艰难。这是因为：武安落子在那个时代受声腔音乐所限只能唱“三小（即小生、小旦、小丑）戏”，同时也因投资所限买不起蟒、靠等大衣箱、而此时上党梆子的宫廷戏、朝代戏正受到观众的青睐，而“闹戏”还不会演这些“大戏”；再加上“闹戏”的演出形式是“打地圪圈”，简直比草台班子还不如，上舞台、进庙堂的事儿，于他们根本无缘。说到底，此时的“闹戏”（尽管有人吵吵想叫“黎城落子”），仍然是农民用于谋生的一种艺术手段。此时是大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李锁柱创造的上党落子雏型，已然艰难地走过了10年。
　　咸丰十年（1851－1861）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许多震惊中外的大事：首先是太平天国政权的建立；再次是英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大江南北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外侵内乱，使得请政府焦头烂额；兵荒马乱，老百姓当然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上党落子自然也不会有朝气蓬勃的繁荣发展。在上党戏曲舞台的“题壁”中（旧时剧团演出时，写在舞台墙壁上的演出剧目、演出剧团，甚至还有“好把式”的名字，是重要的戏剧历史资料———作者注），咸丰在位这十年、以及“同治”初几年，始终没有看到有关上党落子（或初期的“闹戏”）演出的痕迹。但这并不说明上党落子曾经夭折过，限于条件，她处于原地踏步式的生存状态，也未必不可能。

　  清穆宗载淳即同治皇帝，大家都知道他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他当了13年皇帝，形同虚设，真正掌握政权的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尽管国内战争频仍、帝国主义侵略不断，但慈禧太后喜欢看戏的本性，还是让中国的地方戏得到了空前发展的机遇。
　　黎城闹戏虽然因为创立者的素质而不能在戏曲声腔音乐上有所突破，但从这一时期的舞台题壁看，演员阵容、演出班社和演出剧目却有了长足的扩充———
　　同治二年（1863），黎城路堡的“庆元会”班社，在平顺县石会乡马家山龙王庙戏楼舞台演出了闹戏剧目《金杯记》、《岐山脚》、《反潼关》、《下河东》、《司马庄》、《三劈关》等剧目；
　　同治三年（1864）四月初九，“发火班”（？县）在武乡上广志村演出了闹戏剧目《盗钟铃》（后叫《云梦关》）、《俩狼山》、《下边庭》、《密松林》、《三劈关》、《棘阳关》、《反西唐》。
　　同治九年（1870），黎城东阳关闹戏在武乡窑湾左会村演出了《三绞杨福昌》（又叫《九华山》）、《假设阴曹》（也叫《九华山》）、《天明山》、《骂殿》、《哭头》、《算粮》、《挑连（帘？）》等。
　　仅从这几处舞台题壁来看，闹戏演出的剧目有了很大的变化：当初的“三小”戏见不到了，代之以起的是后来成为上党落子代表剧目的几躇历史大戏：《反潼关》、《司马庄》、《俩狼山》、《反西唐》、《棘阳关》、《云梦关》、《骂殿》、《哭头》、《九华山》以及上党梆子的常演剧目《金杯记》（即《徐公案》）、《岐山脚》、《三劈关》、《下河东》、《下边庭》、《密松林》等。这就说明：黎城闹戏为了引进大戏（即宫廷戏、袍带戏），已经在演出角色上增加了“净”、“丑”行当，而且根据上述剧目分析，“净”行有“大花脸”、“二花脸”，“丑”也有了“文丑”、“无丑”，并且，生角中又有了“红生”、“娃娃生”、旦角也扩展了“闺门旦”、“青衣”等行当；甚至连伴奏的乐队中，呼胡（主奏乐器、即后来的“头把”。）这时的闹戏班社，演职员规模没有二十多人，是开不了戏的。
　　除了剧目和演员角色的发展变化，黎城闹戏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不仅黎城 已有水洋、隔道、路堡、子镇、东阳关等村的自乐班社频繁到黎、潞、平、武、屯、长以及岳阳（晋南安泽）等地演出，和其毗邻的潞城县、平顺县一些地方，也在酝酿着搞闹戏班社。光绪十二年（1886）长子县色头村成立上党落子“三成班”就是成果之一。
　　任何一门艺术的发展，都离不开向兄弟艺术的横向借鉴。闹戏虽然是由武安落子引进来的，但上党梆子却正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她对上党观众的吸引力、感染力，闹戏自然不能望其项背，但却可以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实际上，黎城闹戏真的是在向上党梆子学习。这一点，从闹戏演出的剧目中就可以看出来。
　　一夥文化不高的农民、一场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的实践、一个需要不断投入资金和人力的发展过程……这对于那个时代的下层人物来说，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和毅力呀！十年哪，这对于封建时代的农民来说，又是何等的艰难。和任何艺术的产生规律一样，黎城闹戏因为适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尽管她还粗鄙、稚嫩、尚处于萌芽状态，但她的出现，既然得到了老百姓的首肯，这就决定：她必然会进一步发展壮大———当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必定会有专家、知识分子的参加，这是艺术得以提高的关键因素———在“黎城闹戏”向“黎城大落子”创进的流程中，就充分反映了这样的规律。
　　戏曲家墨遗萍1952年曾为上党戏曲题过一副著名对联：“宋泽州孔三传开创诸宫调八百载遗风未坠；清黎城老四虎提炼落子腔九十年余韵翻新”其中提到的“老四虎”就是“黎城闹戏”向“黎城大落子”创进的一个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