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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信芳的传承观和创新观

      编者按：2015年1月，是周信芳先生诞辰120周年，周先生是20世纪最为杰出的京剧艺术大师之一，也是享誉全国、闻名世界的海派文化宗师。周信芳的传承观和创新观对戏剧的发展建设有着重要作用，而传承和创新也是摆在我们当今京剧乃至整个戏曲艺术界面前的重要课题。
　　传承和创新始终是京剧发展历史中的两大主题，也是当前京剧发展需要研究解决的主要课题。而传承和创新是辩证互动的关系，其中传承是基础，没有传承，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京剧的本质特征无法得到稳定、保存和延续，以致会丧失剧种的鲜明特色；但如果没有创新，京剧只能永远在原地踏步，难以向前发展。
　　周信芳具有正确的传承观和创新观。因为传统戏曲中积淀着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美学思想和表演技艺，所以周信芳非常尊重传统。他曾说过：“向前有一套传统的舞蹈和表演程式，这是每一个戏曲演员都必须学习的基本功夫。关键在于如何运用，但也只有学会了，才能谈得到运用，因此我主张多学点戏，多演点戏。”这就是说对传统的技艺、程式、剧目，首先要认认真真地学下来。
　　周信芳又认为学习传统是为了创造。在他看来，京剧不是一个凝固的、封闭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系统。他说：京剧“最初是吸收了徽剧、汉剧、昆曲、梆子以及其他民间戏曲的长处而加以融合、创造，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他进而说：“继承的目的是为着发展，不是为继承而继承。继承的结果，不但要求把这个流派艺术学下来，而且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新风格，新流派。”但是，我们的创造“不能推翻京剧传统的表现形式而另起炉灶，又不能原封不动地套用旧形式，必须在传统表演方法的基础上，加以必要的改变和创造，以适应新的内容的需要”。
　　一是周信芳创新不离京剧的本体，不离京剧的规范。1916年，周信芳与欧阳予倩在丹桂第一台合作演出。欧阳予倩想编排一出新戏《晚霞》，他对周信芳说：“这个戏有热闹场面，也有缠绵悱恻的爱情场面，可以搞成一个歌舞剧。不过，这在京剧舞台上如何表现呢？我可没有辙，得由你出主意”。他提出在“龙宫”一场，可以搞几组舞蹈，周信芳根据欧阳予倩的意图，运用京剧舞台演出龙套、武戏套子的形式加以表现，夜叉部用16位武行扮夜叉，用武戏的“当子”走队形，翻跟斗，柳条部用8位戴紫金冠、穿箭衣的扮美少年，也用武戏的套子，用少年舞队，燕子部则用5个旦角，主要有欧阳予倩独舞。音乐用昆曲曲牌，请人填了新词。这些舞台呈现既显得很新颖，同时又是京剧的。
　　第二，周信芳的创造并不采用简单搬用、生硬拼凑的办法，而是融会贯通，熔于一炉，结合自己的理解，结合自身的条件，加以改造、创造，从而使它形成新的质。比如《斩经堂》，王鸿寿是用“吹腔”和“高拨子”一唱到底的，周信芳不仅在剧本结构上作了调整，唱腔方面也改用了“二黄摇板”、“原板”，以更利于抒发感情，更强化戏的悲剧气氛。《独木关》，李吉瑞重唱，杨瑞亭重打，周信芳却另辟蹊径，以做工、念白为主。再如《别窑》，当时在上海就有三派，一派是龙小云的小生戏；　一派是老徽班路子的潘月樵；　还有一派是宗黄月山的黄派戏，这三派艺术表演多有不同。周信芳对三派作了比较，加以取舍，熔于一炉。他学龙派，身上扎白靠，但不用小嗓，用大嗓；学潘派起霸，腰里佩宝剑；而“送别”学的是黄派。同时他又有与三派都不同的地方，如他不拿银枪，不戴扎巾或扎巾盔和披巾，而是戴荷叶盔。周信芳吸收姐妹艺术的养料，也能巧妙地溶进自己表演的血肉中去。他演《坐楼杀惜》中最后刺杀阎惜娇时的身段和内心表现，是从美国影星考尔门那里学来的，而《追韩信》里萧何看韩信墙上题诗时，背脊颤动的表演则是借鉴了另一美国影星约翰·巴里摩亚的演技。但这些表演和动作不仅与人物、剧情相契合，而且溶进了京剧表演的节奏和锣经里，完全“京剧化”了，看不出一点斧凿的痕迹。
　　第三，周信芳把艺术创造聚焦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面。他善于运用自己扎实的文武基本功和京剧传统唱、念、做、打的表演技艺来演绎剧情，塑造人物。京剧表演程式化强，行当规范严格，所以弄不好容易演行当，演程式。周信芳注意吸收话剧、电影表演体验人物的方法，采用体验和表现相结合的方法，运用京剧程式来演人物。《四进士》里的宋士杰是个善良而富于正义感的老人，同时又是衙门刀笔吏出身，周信芳把他的性格概括为“老辣”二字。从年龄看，宋士杰是戴白髯的衰派老生，然而不能用衰派老生的行当简单地套用，“把他演得过于衰老，是不对的；一味潇洒，也不尽合理”。周信芳演这个人物时，分寸拿捏得非常精准。对一些同一行当的角色，周信芳必定分清其性格的差别，比如萧何和徐策，行当相同，又都是宰相身份，但他们的年龄、性格、处境都有差异，故而他们的出场、举止动作都有所不同。萧何的“追”，心情焦急，追得筋疲力尽；徐策的“跑”情绪激昂，跑得眉飞色舞。两个人物，面目各具。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传承与创新，也是摆在我们当今京剧乃至戏曲艺术家面前的重要艺术课题。

 

（沈鸿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