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能打会唱,能编会导,是个门门通的戏剧活动家。我们裴窊村从清代就有秧歌演出团体名叫“怡悦会”,清末民初已十分兴盛。爷爷从小喜欢秧歌,二十岁左右时,已打得一手好鼓板。裴窊村西北有个五峰山,每年的三月三,邻近的三庄五里都要有一伙一伙的八音会前去进香。名为进香,实为竞赛。爷爷头戴小衬帽,身穿长衫、马褂。与他搭手的也都与他年龄相当,志气相投。每人肩插三角形红色“令”字旗,来到山顶排开阵势,与南来北往的八音会要见个输赢。直至获得“还是裴窊八音会”的赞誉,才欢欣而归。
1943年,晋沁县为了鼓舞民众参加抗日,在县长宋醒民的支持下,成立了晋沁县政府土河文工团。常自编自演一些小型剧目,如《打拦车》《反扫荡》等。时任抗日村长的爷爷,常来常往于土河村,就常去文工团。一来二去,与土河文工团团长陈文堂等混得十分熟悉。于是,他们商议着要借“文工团”这块招牌,搞一个包括现代戏、干板秧歌、上党宫调在内的综合性艺术演出团。
方案确定后,爷爷即亲自出面招兵买马。请来了上党梆子流散艺人阎发生、陈小富、段小春、翟文全、吴买成、原晚印、杨长土等,还请来秧歌把式寨西人石斌全、冶底人赵软炉。当年10月1日,在裴窊村举行了首次公演。演出剧目有梆子《酒楼洞房》《探母剌宗》《杀狗》《黄鹤楼》《苦肉计》等,有秧歌《小姑贤》《下棋》等,还有配合抗日宣传,自编自演的抗日小歌剧、快板等。此后,在段峪、冶底、南村等地进行了巡回演出。
爷爷是这个综合艺术团的发起人、组织者、领导者,也是艺术总指挥,人称“万宝全”,在舞台上缺了谁就顶谁,这样裴窊村行政村的日常工作由村警李善华主持,爷爷李善修领着文工团到解放区进行演出,有时也到敌占区。因演出时所在村社无需付出什么代价,仅出伙食、油灯、化装费,自然是很受欢迎的。
每到一地,爷爷都要登台演说,宣传革命,宣传抗日,鼓舞士气,活跃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因他的讲话富有艺术性,常引得观众阵阵欢笑。1944年5、6月间,艺术团突然来到城内“遥拜场”(原新市街后运动场),演出了抗日除奸剧目《杀狗》,随即离开城关。节目演出时,扮演日本鬼子的演员还高喊口号:“打倒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因当时日寇即将投降,晋城面临全面解放。这个文工团的许多人,都担负有地方工作,因而只好停止活动。这个团虽仅活动了一年多,却在戏曲艺术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5年晋城刚解放,当年6月爷爷就被调回县政府文教科,并着手筹划民风剧团。该团成立后,他从1946年3月起便担任了剧团的指导员,直至1954年6月止,一连干了长达八年。民风剧团成立后,县里又相继成立了民乐、民声两个上党梆子剧团。但这三个剧团中,民风剧团名列前茅。因为民风剧团是由东四义鸣凤班演变而来的,继承了鸣凤的艺术传统,有一批好剧目,如《彩仙桥》《夺帅印》《锁阳城》《三阴阵》《金玉佩》等,并且有金圪塔、银洞等一批好演员。尤其是积极排演了《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现代戏,受到群众欢迎。1951年,爷爷将秧歌传统剧目《洗衣计》进行整理,并配以弦乐,由剧团作垫戏上演。后又改编《卖油郎独占花魁》,也在剧团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演出。
1956年,爷爷任城关镇副镇长时,剧团的人仍与他常来常往。演出《黄河阵》时,他与剧团的指导员陈玉富同志,亲自去牛匠岭制作该剧特用的头盔和道具。
1958年任劳动局局长时,一提起戏来,还是精神焕发,有说有唱,把个劳动局闹成“戏剧局”。剧团要参加地区自编现代戏调演,剧团负责人李近义、李伯相找到他,要求给个主意。在这方面他是有求必应的。这时,爷爷回想起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晋城发生土岭事件时的一桩血案。当时,我二爷爷是李寨牺盟会的书记(秘书),掌握着地下党的文件,他当时避难住在老家,看局势已缓和,担心文件丢失,给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便去李寨取文件。家人反复劝阻无效,自己执意前往。不料返回途中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人员围捕打死,扔在荒野外的一个煤窑之中。同他一起被害的还有一名地下党员--李寨乡秋泉村的李吉善。二爷爷的名字叫李善养,排行老二。爷爷李善修排行老三。事后,党和政府追认二爷爷李善养为革命烈士。爷爷得知二爷爷的死讯后,悲痛万分。第二年春,想方设法找回二爷爷的尸体。带着刻骨仇恨,爷爷运用十二月事变这个血淋淋的事实,以晋城牺盟会为背景,结构了一个《地狱与天堂》的故事,揭露反动派的罪恶,歌颂烈士子女"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地狱与天堂》由晋城剧团排成戏后,参加1959年3月的晋东南专区文艺调演,获得好评。当时的《晋东南报》还专门刊载了该剧的剧评。
此后,爷爷又调任县文化局当局长,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又是一个长达八年。中间一段,虽曾离开过文化界,但仍是“藕断丝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