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曾经的优雅与辉煌》——（二.下）

【转】《曾经的优雅与辉煌》——（二.下）

            

                              作者 杨平                    本文地址: http://yangping.blshe.com/post/9055/283799

 

4.传承文明   

   戏剧发达的地区通常也一定是文化发达的地区。过去，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的乡村奶奶，他们给子孙说起杨家将、岳家军等诸多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来一套连一套的，很多基本的历史在他们的口头传播中变得十分的生动有趣。就是因为他们看戏，从戏剧中了解了片段性的历史常识，学到了为人妻为人母的社会道德准则。戏剧成了传播知识、进行道德教化的一个重要载体。

   上党梆子著名的理论家剧作家栗守田老先生，现在虽已80多岁，但对自己儿时跟奶奶看戏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他跟奶奶一起看戏，回到家里，又与两个姐姐一起扮演角色，表演《清峰山》、《珠帘寨》片段给奶奶看，奶奶成了他们唯一的观众、评论员和欣赏者。其父亲栗润森也是戏剧爱好者，能写能唱，当时村里的临时剧团还表演过他父亲编写的戏。父亲在太原铁道上工作时，与几个老乡成立了"宫友社"，周末和几个泽州老乡一起演唱上党梆子，戏剧迷赵树理也参加了进来。栗老参加"牺盟会"组织的儿童团演出以及后来从事戏剧创作与研究工作，奶奶对他的启蒙与影响可以说居功至伟。

戏剧的作用，在阳城县下交村汤王庙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重修乐楼之记》的碑刻中的记载"噫嘻！文璧（社首）建楼之意，岂为谄事邀福之举，尤有深意存焉。其心以为，林下之士，苟徒以诗酒为乐，几近于晋之放达，与时何益哉！然假庙享帝之余，为彦芳诱善之计，与乡人萃于庙庭，共宴神惠，必曰耕读事神，诚善事也。"可以看到舞台演出背后，主修舞楼者的深意所在。撰文者是赐进士第亚中大夫山东布政使左参政前刑部郎中下交人王泫，他颇能理解出生名门望族、书香世宦之家、时为下交村总理社首的原应珍（字文璧）的治村之道。原应珍"性刚方梗介，风度庄肃，所在人咸畏服，尤好整饰，不苟简"，年轻时因为明《易》而成为县学杰士。但学优运蹇，贡太学生毕业后到了庐州府做了九年的经历（相当于现在的副县级）。政归故里，用心耕读。任社首，先自出白金十两，用了九年的时光重修庙宇正殿、配殿，翻新庙貌，修建舞楼等。他建舞楼的真实意图是希望通过赛社祀神演剧等活动，让退居林下的士大夫们耕读之余有活动消遣的地方，免得整日以诗酒为乐而误入西晋竹林七贤之形骸放浪之境地，于时代无益；引导韶华正当的年轻人行善好德，健康成长；让村里的父老能经常汇集庙庭，在共拜神惠之时，讨论耕读祭神之事，联络感情，淳化民风。

由此看来，上党梆子不仅是一种文化载体，一种给神人愉悦的工具，也是皇家一统、忠孝礼义廉耻等正统道德的传播媒介。而把罚演大戏作为整肃社会风气、制约子弟行为、制裁村民行为过失的一种措施，实为清代民间之独创。像赌博、毁坏公物、不走正道等事情，不需要警察出面，村民即可以严格的自治公约管束。以罚演大戏来惩治违反乡规、行规、民约的做法，对戏剧在民间繁荣与普及是大有益处的。这些有趣的条规，在很多地方遗存的碑刻上都能看到。

长治平顺县西青北村禹王庙清嘉庆八年（1803年）的禁赌碑上就有记载："情因村中十股人户素有不务正业者，诱引良家子弟习染成风，难免嚣凌气习。赌博由此日炽，轻则败坏家业，不顾妻子，难免致怨嗟悲；重则酿成祸端，身囿囹圄，悔之晚矣。因以阖村公议，奉例禁止。嗣后各家父老子弟，互相劝诫，再则有等无知幼童，或玩耍钱文者，务宜各训子弟，庶归正道，而业得以安矣。亦不至有遗患之弊，恐有不遵约规，窝赌博者，与犯赌之人，罚戏三天，许值年维首人写戏，系窝赌人与犯赌人出钱。窝赌与维首犯之，加倍罚戏。兼则玩耍丢钱文者，虽系幼童，自幼不管束严禁，恐荒纵子弟，若有犯者，罚钱二千，入社公用。"这条乡规，即使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也是十分严厉的。过去一天戏要唱三大场，上、中、晚，戏价也有高低。但三天九场戏的花销对于在村里生活的农民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小数字。若是当年执首是个深度喜欢上党梆子的人，非著名班社的戏不写，比如要晋城上党梆子剧团这等水平的，这就罚大发了。社首或窝赌者犯了规定，加倍罚戏，也就是6天戏，出的钱也不是小数。不过，既然村规是全体商量认可的，犯者也只能承受了。而把几个人的过失换算成全体村民的快乐，由锣鼓音乐与高亢的演唱警示过错的人，显然是一个有趣而温和的制裁方式。

 

平顺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地方，多是贫瘠的大山，违反民规除罚戏外并没有附带其他的惩罚措施。而距离黄河边不远的蒲县，因为富饶，乡约规定若容留匪棍以及男女混杂弄赌者"罚猪一口，大戏三天，面一百斤，酒十个"。这显然要比平顺青北村还要严厉。一口大猪基本就是现在农村妇女一年的辛苦劳动，加上三天大戏，十个酒（可以断定不是十小杯酒），一百斤面，合算起来足以让赌博者下手之前好好掂量一番。

当然，对于赌博的制裁，也不总是温和的，严厉的手段也会使用。如泽州县城府城村玉皇庙，就记载外村赌徒聚众赌博而在锁链示众后又送官追究之事。"村中禁赌，旧有条规。近缘去年冬月，水官会敬神演戏，有他村数人来庙，公然聚赌。经乡约社首禀官究处，蒙李太爷堂讯，将聚赌之人，锁链示众。自此合村共议，勒石永远禁止赌博，违者乃复送官究处不贷！特此谨白。"

对于违反村里规定，到庙宇四周严禁放牧的地方牧羊放牛，如果有人发现告之社里，有赏钱奖励，而犯规者也要献戏三天！而对于负责里社事务的人，若品行不端，贪污社里款项，也要罚戏并刻石记之。泽州辛壁村成汤庙1933年《弹劾扣款自肥碑记》上刻："我村旧规，办理社务，期限以一年为满，至春投票另行选举......自去年常守富接充社首，舞弊叠出，品行多不善。今春交班后，被村众检查账目，查出直接鲸吞公款八百零五仟文，众余存社钱二百四十仟文，总计钱一千零四十五仟文整......令其即行如数退出。惟村众素畏其威，不愿单另处罚，公同决议，情甘将退出之款演戏三天，并叙明本末，镌之于石，嗣后永远不准伊入庙办公，以符众望，亦可籍以蔽他日效尤之患。因此勒碑，永垂不朽，以为来者告。"显然，这个"罚戏刻石"做法，比现在电子和纸质媒体公告要严厉得多。报纸当日看罢即随手扔之，电视也就闪烁而过，不久，多会遗忘。而把贪污的事迹刻到石头上，让过往之人、村之后人以及后后之人观望牢记，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此法处置、估计效法者稀矣。

而对蔑视村规、不能看护好子弟者、对怠慢神庙献戏的里社也有相应的集体"罚戏"措施。长治县苏店镇北天河村玉皇庙1916年《重修玉皇庙碑记》的背面所记规条中说："禁娼赌之后，再有仍蹈故辙者，绅士社约罚戏五天，村人罚戏三天，如敢抗违，定行送究......正月初九日神戏，总约派于何社，系何社办理献戏。倘有迟误，元宵补唱；不唱者不得下班复充也。"

   正是这种亦温情亦严厉亦有趣的乡村里社规条，使得各家子弟得以受到很好地管教，良好的社会风气得以提倡，社会文明得以传承。

 

5.一种生存方式

百年前，上党地区存在着一特殊的人群，他们以吹奏弹唱为业，称为乐户，又称为"龟家"。乐户的社会地位很低，几乎与娼妓不相上下，明清小说中有的就将妓院文雅地写为乐户，大概是养了不少卖艺不卖身的女子，才这般称呼。清雍正朝以前有规定：乐户有籍，一入乐籍，永远不得与良民为伍，他们的儿女不得入学读书，不能入仕途、不能参军、不能经商、不能为匠等等。也就是说乐户人家除了子承父业，女继母行，别无他途。

既然乐户不被允许从事其他行业，演戏就成了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子女不能入私塾县学读书，从小就跟着家长学习抄习剧本，背诵台词唱段。因一代代的传承和艰苦的付出，他们的生活得到了基本保证。泽州的望头、南村等地，都是乐户艺人集中的地方，从现在留存的老建筑上看，与普通人家并无甚不同，一溜的坚实二层楼四合院，有的还是几进套院。除了没有官宦世家的气派而高大门楼和象征财富的雕梁画柱外，过厅、大门，整齐的石头院子、街道、小过街楼等都不见得很差。整体结构也是水平一致，很有韵味。

清后期，尤其是民主革命开始，世风宽和，西风东渐，一些戏剧爱好者也加入到戏剧演出队伍。也有一些家境贫寒的子弟，为了能继续活命，参加了戏剧班社。老演员李伯相先生如此，8岁由叔叔背着去唱戏的原双喜先生的经历也如此。1944年的10月份，叔叔背着他，顾不得"家里有都糠，不让儿女入戏房"的所谓成规，躲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了解放区的剧团唱戏。他跟文化教员学习识字，演个小现代戏，说个小快板。如在《血泪仇》中饰演一个穷孩子狗娃，在《白毛女》中饰演白毛女被黄世仁奸侮后在山洞里生出的孩子。如果指导员到城里广场上去演讲，他就扮演个小猴子，让大人牵着打场。叔叔敲着锣，他在台上翻滚，人们集聚到台下，听指导员讲国际战争形势，讲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讲苏联红军打败了德国的希特勒等等。他大多都听不懂，也不知道希特勒等等是干什么的。他的演出职能就是为了防止听众疲累。估计听众听疲倦了，指导员就停下演讲，让他上台翻滚打场。人们看到这么个机灵小孩子在台上饰演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猴子，很开心。观众情绪带动起来了，指导员再接着继续演讲。他爱学文化，渴望读书，从抄写剧本、对单子、写戏报等开始，最终成为一位学养深厚的上党梆子理论工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