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到1954年,黎城闹戏在向上党落子的进化中,整整走了一个多世纪。可见艺术的发生、发展和成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主观过程,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是一切生态循环的天律。
《茶瓶计》的音乐设计者们把他们创造的板式用【新念板】命名以区别于光念不唱的旧【念板】。他们深知音乐改革对一个戏曲剧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因此在设计音乐的时候,总是慎重研讨、细作方案。创造【新念板】的成功,激励了他们继续改革上党落子音乐的信心。1955年9月,“专二团”参加“山西省第二届戏曲会演”时,设计《茶瓶计》音乐的张唐则、王群友觉得已有的落子板式怎么也表现不了戏曲现代戏《两兄弟》中主要角色的思想感情,反复磋商之下,他俩决定变通引入上党梆子的【跺板】为上党落子所用。同是上党戏,毕竟有相通的底蕴。演出不但没有遭到非议,反而获得了专家和群众的认可。在省城演出20余天,观众盛赞“长治家这戏演绝了!”中共山西省委领导邓步初、程子华、王中青、史纪言等接见了剧团;《山西日报》更是连篇累牍地为上党落子《两兄弟》发表评介文章。
流派,是戏曲发展史上不同技艺、不同风格的表演艺术竞争局面的精彩纷呈。上党落子在她的发展中,同样存在这个过程。流派是好东西:她可以让人们欣赏到不同的艺术形式和内容;流派又是遗憾的东西:为了保持自己的独到性,她有时就要排斥其它的表现方法。就上党落子而言,在其形成的进程中,由于地域、传承及受众反馈的不同,早于黎城落子中期就有了“东府派”(以黎城、潞城为主)、“西府派”(以屯留、长子为主)之说。若以今天关于流派的概念来加以分析,好像还不能给予明确的界定。不过由于黎城落子以长治市为中心、客观形成东、西两部分流布区域且吸纳外来剧种养素不同,其在演出剧目、表演程式、特别是演员的演唱风格上,还是有一些明显差别的。黎、潞城的落子,学习河北剧种的剧目多;屯、长县的落子,尤其是绛河剧团,剧目和表演、化妆上,受蒲剧的影响很明显。
由于54、55两年专区上党落子剧团连续取得骄人的成绩,长治专署的领导就产生了更加大胆的想法:把上党落子打到北京去。艺术是有她自己的规律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人,尤其是掌握了一定主动权力的人,他们的意志可以成为加快艺术规律的催化剂。1955年底,长治专署决定:由专区人民剧团总团主办、二分团承办,投排著名作家赵树理的新剧作、上党落子现代戏《开渠》。为了集中精兵强将,除专二团的人马外,又抽调杨福禄(专文工团)、李海水(武乡秧歌团)、李元忠、韩承龙(潞城县民众剧团)、景晓峙(屯留麟山剧团)、杨宝花(屯留绛河剧团)、靳金娥(黎城黎明剧团)、刘喜科(专区一分团上党梆子演员)等人,组成了强大的演员阵容。强大归强大,不同剧种的演员唱一个剧种的唱腔,那困难可想而知。可一想这是上党落子定型后第一次进京演出,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半年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除《开渠》外,剧团还精排了《茶瓶计》、《搜杜府》、《斩子》、《棘阳关》等剧目,一并赴京。1956年6月,长治专区赴京演出汇报团由赵树理带队,沿途巡回演出于涉县、武安、邯郸、峰峰、邢台等地后,到达北京。在北京人民剧场、和平剧场、长安剧场、大众剧场、吉祥剧场先后演出一月有余。期间,中央领导彭真、罗瑞卿、薄一波等观看并接见了剧团演职员;文化部的领导看了几次演出,邀集大家到文化部开了座谈会,表示祝贺;中国唱片公司将《开渠》、《茶瓶计》、《断桥》等剧目灌制了唱片。8月1日,剧团离京赴张家口演出21场,沿大同、忻县、榆次等地一路演出,返到太原,又在尖草坪、万柏林、山大、光明等剧场汇报、公演了20余场。在与留家排练《杨金花夺印》、赴省参加第三届戏剧会演的演职人员会师后,这次规模空前的大巡演才宣告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