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说戏《旧文章，拿来晒晒》

从上党落子《二进宫》中看传统民族文化心态

传统的民族文化结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吸取并兼容了道家、佛家等思想的一种多元的文化结构，在这种文化结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历代人民所普遍具有文化心态，它超越了时代的限制，直到今天犹深深的影响着我们。

上党落子《二进宫》是传统文化孕育的一枝奇葩，是传统审美情趣的体现，细细品味，可以看出传统民族文化心态的真昧。《二进宫》中兵部侍郎杨波，力挽狂澜，最终入阁拜相，保幼主登基。遥远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很多这样的名字，从周公旦到霍光，还有鼎鼎大名的诸葛亮。杨波只是其中的一员。中国古代社会讲究“耕读传家”，这与发达的农耕文明是分不开的，至今乡村人家建房，门楼上还有挂“耕读传家”匾额的。“耕”，是衣食之谋，是物质基础，而“读”却是人的生命意义的最大体现。“读”什么？读圣贤书，读孔孟之道。读不是目的，读的目的在于出仕为官。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以政治为中心的。正如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一样，大部分时间是在周游列国，用行动去实践他们的政治主张。十年寒窗，一朝出仕，哪一个读书人不是在政治的漩涡中，时起时沉，儒家讲究齐家、治国、平天下。《易》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也是传统文化中最积极的一面。

民间有句俗话，“种地要喂猪，养儿要攻书。”话虽鄙陋些，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广大人民的一种特有的经济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的追求。能像杨波这样入阁拜相，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最大愿望，也是他们人生价值的最大体现。同时，又是普通百姓普遍具有的心态。这种价值观念超越了阶级的限制，从汉朝的举孝廉到隋唐以后的开科取士，为广大的没有社会地位的普通人进入主流社会，搭建了一人平台。“囊萤映雪”，“悬梁刺股”，一直是人们所仰慕和歌诵的。清朝康熙年间，沁县出了个吴典，官做到保和殿大学士。老百姓都叫他“吴阁老”。至今民间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沁县三件宝，鸡蛋、瓜子、吴阁老”。拿宰相和瓜子、鸡蛋相提并论，未免有些滑稽，但至今人们犹口口相传，可见几百年世人在固有的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的宰相堆里，作为戏剧人物的杨波，名字没有诸葛亮那样让人“刻骨铭心”，但杨波的人生轨迹，却是传统文化心态影响下的最完美的人生轨迹。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那是一种透着遗憾，散发着悲壮的美，而杨波的人生轨迹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完美。杨波官至丞相，保幼主登基，为王者师，这一点和周公很接近。其实，从伊尹，姜尚，诸葛亮至明代的张居正，其人生轨迹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希望为帝王的大有人在，但渴望封候拜相的却更多。这或许与“君权神授”的思想有关，帝王是“真命天子”，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再说，如果世人都有帝王之心，那么必然会引起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混乱。从历史思想的延续来看，历史思想本身的传承都是由那些帝王思想的如同杨波那样的人来承担的。这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心态，即注重读书，在认知的前提下，追求一种人生价值的最大程度的实现。

理想与现实又总是矛盾的，范蠡在佐越王灭吴后，泛舟五湖；张良在汉兴后，沉溺于道引辟谷之术。那是对现实的无奈还是逃避？“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在说善天下时，也说到善其身。“善其身”有道德，人格意义上的完善，更有个人生命本身的完善。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很深的印迹。从中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心态的另一方面。

杨波在四路勤王之兵已到，局势已然控制在手中时，准备二次进宫为这次军事行动计一个名正言顺的说法时，他想到了韩信，那个临死前感叹“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韩信，感到了深深的忧虑。

杨波向徐延昭唱道：“今日里进宫去，臣不敢往，臣恐怕学汉朝，韩信齐王。”进宫后进一步唱道：“汉光武十二走南阳，大刀苏宪赶得慌，姚期，马武双救驾，扶起了光武坐洛阳。光武酒醉后宫院，马娘娘传旨害忠良，杀邓禹，贬姚将，宫门外碰死了马子章，这本是前朝的忠良将，那一家忠良有下场，国太你思量”。这是杨波的心里话，也是多少人想说又不敢说的大实话。或许现实中实在没人敢说，也只有在戏里唱了。传统文化里有着很深的智慧。老子说：“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福祸相依”的思想，深深震憾着杨波。他明白什么是“亢龙有悔”。杨波勤王功高，保主登基，人生的价值得到了最大实现，也达到了极点，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杨波却能居安思危。这是文化中的哲学，又是哲学里的文化。

俗话说：“唱戏劝世”。一出戏唱了几百年，在广大的劳动人民中，历代传承下的不仅是戏曲本身，还有戏曲中的忠与奸，善与恶。这也形成了人们心目中最广泛的道德标准，是非意识，甚至于政治见解，以至于言谈闲论，饭后余言乃至于教育儿孙的启蒙知识。

《二进宫》中那种忠于国家思想及杨波那种知荣知辱、居安思危的智慧思想的洋溢，或许是该剧真正传演不衰的原因。传统的民族文化心态，植根于相对固定的农耕文明中，沉淀在世代人们的心中，它超越了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形成了一种中国人特有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直到今天犹以一种迷茫的美迷惑着我们的心灵。

回首百年，百年悲情。官僚腐败，列强侵陵，传统文化的力量哪里去了？十年文革，风雨如晦，人们的灵魂深处又在寻找什么？这里有着更深沉的民族文化心态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改革开放二十年，高速的经济成长，也需要一种高速的文化成长。建设和谐社会，也需要人们的一种文化心态的和谐，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的和谐。

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