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经 ——在中国历史上与苏武齐名的大儒
京剧有出戏叫《苏武牧羊》，是马连良的代表作之一。写的是西汉苏武出使匈奴，被扣19年，受尽磨难，矢志不屈，在冰天雪地的北地边陲牧羊的故事。无独有偶，元朝也有一位苏武式的人物，名叫郝经，但他不是在牧羊，而是在不停地写信上书，姑且称之为“郝经写信”。苏武的故事家喻户晓，而事迹与苏武不相上下的郝经，却鲜为人知。这是不公平的。
［元］郝经(1223——1275)：字伯常，元泽州陵川（今山西晋城）人。 以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信使，入宋通好。拘之真州，至元十一年（一二七四）乃归。卒年五十三。（《元史本传、苟宗道郝公行状》）
郝经作为元初学问大家，著述甚多，存世的有诗歌、散文合成的《陵川集》与《续后汉书》。字画高古，取众人所长以为已有，故其笔画俊逸遒劲，似其为人。无倾侧颇媚之态，为当代名笔。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国信大使。为奖其忠节，大德九年（1305）增他昭文馆大学士、资善大夫；1317年，又加增推诚保节功臣、荣禄大夫、司徒、柱国，追封翼国公。谥文忠。 在理（哲）学、史学、文学、诗歌、政治学、军事学乃至天文星象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家世业儒，其祖父郝天挺金末元初大儒是元好问之师。郝经本人，则深受元好问的影响。
郝经生逢乱世金兵、蒙古兵交替在中原混战。郝经跟随父母四处逃难，后到保定。初读书时，郝经喜好诗文。1238年，蒙古汗国首次在中原考试儒士。郝经曾有心“决科文”应试。但其父却教导他说，“汝学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也，为修身非为禄养也”。郝经于是转而以“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经术之本”为其先务。“上溯诛泅，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为其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基础，并树立了“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他立下目标说，“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秽，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做章句儒。达必先天下之忧，穷必全一己之娱”。经过十三年的读书生活后，他得以博览群书，广交游，学识有了很大长进。在长期的社会矛盾错综发展时，郝经看到民族融合的必然趋势，形成了反对传统的“华夷之辨”，而推崇“四海一家”的创新思想，主张天下一统，他洞察蒙古灭金、灭西夏的事实，结合南宋朝的腐败，敏锐指出的由蒙统一中国亦属必然，便于1256年受诏于忽必烈，从此开始他的政治生涯。他对蠹民害政的分析，常常切中时弊，深得忽必烈的赏识，所采用的建议常十之六、七。从此，他成为忽必烈帐下一名重要的谋士，参与帷幄，谋划大计，对忽必烈夺取汗位和即位后汉化政策的制定，均有积极贡献。灭金后，忽必烈急于南下，吞并南宋，郝经建议其先修内政，革除弊政，尊用汉法，选用贤能，创法立制，减轻赋税，屯田垦殖，巩固内部。忽必烈一直否定。直到蒙古内部汗位争斗，又值南宋请和，忽必烈才采纳郝经建议。
元世祖忽必烈为皇弟时，在藩府中召见郝经，对他所陈述的治国方略极其赏识，即位后，授予翰林侍读学士之职。作为最早追随忽必烈的汉族儒生之一，郝经协助忽必烈治理封地、征讨大理、处理与蒙哥汗微妙而又错综复杂的矛盾、争夺大汗宝座。可以说，忽必烈能形成比较开明的思想、能有条件地接受汉文化、推行汉制汉法，与郝经是分不开的。
河东罪言
20世纪90年代出版、由白寿彝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在记述郝经的文篇中讲到了“四上国策”，而首先提及郝经上书的《河东罪言》。《罪言》产生的社会背景为：辛亥（1251）年春，29岁的郝经在顺天府（今河北保定市）贾副元帅家就教，一位陵川道士，赴燕都（全真道老巢在燕都）上香朝拜，过保定时，向郝经哭诉了家乡百姓深受蒙古官僚压迫而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顿时，郝经眼泪汪汪。他的祖父郝天挺是元好问的老师。1214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马风云南下，郝天挺率家人泪别太行，逃难至淇（县）卫（州，即新乡）；又渡过黄河来到舞阳。不日，天挺病逝。1220年，天挺之子郝思温与贤妻许氏，背负父亲骨骸回到陵川老家安葬。守孝三年后又渡河南下，于1223年冬，生经于许州临颖县的城臬镇。金亡前夕，10岁的郝经随其父冒着战火兵烽，从河南鲁山县逃往河北的顺天府，两年后金亡。后来郝经“读书万卷”，成了元代名儒。
当郝经听了家乡道士的苦诉，不光是泪水淌流，又火冒三尺，在《送乡叔道士申正之序》中，将那些蒙古暴君比作刺猬。“则猬（刺猬）起而疾（毒），视哗（嚣张）而攻之”；老百姓当“默（暗）而陷（陷）之，必使之颠踣跌倒（僵死）坏乱而后已。”接着，郝经愤笔写下了《河东罪言》，冒着不测的风险，上书给蒙古统治集团，有曰：“河东土产，菜多余桑，而地宜麻，专纺绩织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只得“折损价值，贸易白银以供官赋。而一道课银，独高天下。造为器皿，万里输献，则不负王府也。”老百姓更难：“又必使贡黄金，始白银十折，再则十五折，复再至二十、三十折，至白银二两得黄金一钱；自卖布至于得白银又至于得黄金，十倍其费……不胜苦楚，不敢逃命，则已极矣。今王府又将一道细分，使诸妃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为五、七、十头项，有得一城或数村者，各差官监督。”“人们荒空芜没，尽为穷山恶水，而人自相食也”出人意料的是，忽必烈没有责罪郝经，反而召纳郝经于王府。他深感这份“民书”血淋淋的分量，“民失，江山倒”！忽必烈1260年3月登帝位，立即颁发政令，革除了蒙古诸王直接向种地人征税的权利，大大减轻了北方人的负担。郝经的《便宜新政十六条》成了建立与改革蒙元法制的基础。很为史学家注目的是郝经《立政议》奏文，李涵先生在《也论郝经》一文中讲“在忽必烈的儒臣中，明确而又全面论述应施行的‘汉法’的只有郝经和许衡两个人。但在时间上郝经的《立政议》比许衡的《时务五事》早五年。”《人民日报》1983年11月7日5版发表题为《中国蒙古史学会学术讨论简介》的文章作了如下评述：
在宋元战争初期，蒙古国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财富，满足经济上的贪欲，到忽必烈时，宋元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郝经较早地提出了“汉法”主张迁都燕京，与南宋议和，偃兵息民等，均为忽必烈所接受。不管在实行“汉法”等问题上，蒙古统治者内部斗争怎样激烈，但忽必烈还是接受了“汉法”。他多次下令禁暴行，使蒙古军基本上停止了掳掠与滥杀。忽必烈能顺应历史趋势，终于统一了中国。
“班师”龙腾
1256年初，郝经入忽必烈王府，当时34岁。忽必烈准假郝经往陵川老家拜先祖，他3月回到了保定。不幸的是，父亲郝思温4月得风瘫症卧床，拜先祖事搁浅，并一直呆在家里看护老人。直到1259年正月，父亲病故，办完丧事后才来到忽必烈身边，随征荆鄂，以“右臣”身份掌管军国机务。
公元1258年蒙哥汗（蒙古大汗）分兵两路，自己亲率西路大军，东路大军由忽必烈统领，进攻南宋，郝经随行。当行营驻真定（今河北正定 牛镇），郝经向忽必烈提出了“偃兵息民”与南宋通好的建议，忽必烈讲“这是大汗的旨令，不易改变。”行军途中，郝经5月于濮州上有《七道》，7月于汝南上有《东师议》等军事奏文。奏文中的“仁政强国制胜”论，激励着忽必烈。“鄂州之战”，任命杨惟中、郝经为“军纪督军”的长官，指挥督察战地蒙军(包括蒙方汉军)的军纪，法规很严。结果出现了“渡江不杀降，百姓皆安堵；羊罗到武昌，相望两舍许……通衢万家市，巴商杂越旅”(郝经《青山矶市诗》)的喜人景象。
9、10月间，“鄂州之战”正酣，忽必烈攻到鄂州城下时， 军情告急，传来：蒙古大汗蒙哥在四川合州钓鱼山阵地暴死身亡的消息。忽必烈求功心切，迟迟没有作出积极的反应，拒不撤兵。而留守和林汗廷的阿里不哥（忽必烈胞弟），却紧锣密鼓地谋划抢夺汗位。
在关键时候郝经立即上《班师议》，对忽必烈苦劝，并分析了多方面的内外因素，指出如果阿里不哥称汗，忽必烈势必陷于“复背受敌”的危险，形势极为危险，忽必烈大悟，这才意识到事态严重，撤兵北回，立即自率一支轻骑飞速北上。年底驻扎在燕京郊区，处理阿里不哥在北边起兵所触及到的一切军政大事，赢得继承“汗位”的主动权，赶在阿里不哥之前登上汗位。
张跃铭在《略论郝经》中讲：“郝经在策划班师争位，直把忽必烈捧上皇帝宝座的过程中，施展文才武略，立下了汗马功劳。”“《东师议》、《班师议》是郝经在1259年随忽必烈南征所上的两道奏章。随后的历史进程证实，他在以上两道奏议中所作的判断与形势的发展基本吻合。这表明郝经善于在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审时度势，把握潮流，具有高屋建瓴、洞察全局的战略眼光。他对形势的准确预测，是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的周密观察和精辟分析的基础上的……郝经身为儒臣，但在军事方略上所显示的智谋和见识，毫不亚于一个深谙韬略的三军统帅。”
（未完待续）
忽必烈仓促撤兵，如果宋军抓住时机乘势进攻，北军必然大败。然而督军的权奸贾似道畏敌怯战，反而主动议和，并答应赔款进贡。忽必烈本是被迫撤军，反倒成了全胜凯旋，这是颇有讽刺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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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7/10 15:15:52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