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看泽梆的戏,听念白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演员念白多用普通话,但普通话又不太标准,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平舌音和卷舌音不分,这样就给人半土半洋之感。先前跟海军交流过这个问题,他好像说自己是有意让道白土一点,在道白方面他追求的宗旨是:好听、易懂。细想想,这句话很有道理。但还存在一个问题:在一场戏的演出中,有的演员用普通话,有的是方言口音,听起来很不统一。前两天,在看过鸣凤团的《逼上梁山》之后,一个朋友说,演员念白不统一,有的说晋城话,有的说长治话,感觉南腔北调的。看泽梆的戏,也有类似的感觉。
此外,听晋梆的戏,演员念白感觉很舒服,泽梆的演员念白,在语气语调的运用上过于自由,有的甚至和剧词的感情不太相符。而有些演员在表现人物情感激动的时候,道白速度不加控制,一味地快,失去了节奏感,同时也就失去了美感。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戏迷们关注,专家们也关注。在《千秋长平》的研讨会上,有的专家就提出:其它地方剧种都用方言,上党梆子为什么要改成普通话?当时张红君院长的回答是,上党梆子面临的情况比较特殊——晋东南方言特别复杂,若用方言,交流上存在一定障碍(大意)。其实,早有人就这个问题做过探讨,比如有专家认为,以六几年的《三关排宴》为标准,上党梆子当时其实已经形成了晋东南人都能听得懂的“地方普通话”,所以上党梆子完全可以用这种比较规范的“地方普通话”,而不应用普通话。此外,和上党落子名家傅永亮老师交流时,他也曾感慨落子的道白,说剧团和演员各行其是,不够规范。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党梆子改为普通话之后,没有什么损失,反而利于到其它地区进行交流演出,也有利于扩大剧种影响。既然改普通话三十年了,没有必要刻意地返回来改说方言。 再说,上党地区各县都有自己的方言,每隔十里八里口音就有差别,以哪里的方言为准呢?假设我们现在演《千秋长平》用方言,用“地方普通话”的话,演员们大概还得去学这种“地方普通话”吧?用方言?用高平话、晋城话,还是长治话呢?如果廉颇说一口高平话或晋城话,说不定台下会哄堂大笑的。
从观众接受的角度来看,现在年青一代都说普通话,特别是小孩子,一上学都说普通话,他们可能更容易接受普通话。我是三十多岁的成年人,由于长期受普通话熏陶,很容易听出平舌音和翘舌音的不同,前鼻音和后鼻音的不同,我看戏一听平、翘舌间不分和前后鼻音不分的道白就会别扭,其它熟悉普通话或说普通话的人听起来肯定也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由这一问题想到了另两个话题—— 一些专家主张:要求某些专业领域的工作人员掌握繁体字;另一些专家说要保护方言。据说,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之后,文字里面蕴含的文化信息都丢失了,这个我完全相信,我比较赞成专家们的以上做法,丝毫不怀疑繁体字和方言的文化价值。但是,简化字使用起来的确方便——我曾经试着用繁体字抄写文章,笔画太多,效率很低!这也是前些时候马英九想推广简体字的主要原因吧。再说方言,我知道方言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密码,但也给人们的交流带来不便——昨天两个河南籍工人来我家更换水管,跟他们交流好困难!要重视繁体字,简体字使用起来又很方便;要推广普通话,又要保护方言——这实在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当年,秦始皇统一文字和货币,是推动了社会进步的,但当时是否有人提出要把各国的文字作为优秀文化保护起来呢……
唉,扯远了,返回来继续说道白的话题。虽然目前我赞成上党梆子道白使用普通话,不过,
我赞成丑角在戏里插科打诨时偶尔用方言,有活跃演出气氛的特殊效果。比如,看某民营团演《天波楼》,一丑角用晋城话说“我敢把天捅他个大窟窿”;在昨晚演出《狸猫换太子·探窑》一场中,饰演范中华的陈静静用晋城话说的一句“真真没法儿呀”引得全场观众哄堂大笑。
对于这一问题,我的看法可能是浅薄的。因为,据说地方戏曲剧种唱腔的形成和本地人的方言口音有直接的关系……有怎样的关系,我根本不了解。
关于上党梆子道白用普通话还是用方言,或者是用“地方官话”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大概需要专家深入研究,咱戏迷也就随便说说吧!
演出结束后,和戏迷们聊天,大家普遍认可,说泽梆演出水平提高了,但同时泽梆也存着一个问题:比如据说剧团管理方面还存在问题,年初曾跟泽梆一个老艺人聊天,他说,泽梆现在靠一帮老人撑着,老人们一不跟团,人才就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