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详说上党梆子

但是，憋在王大旦心里的一个疙瘩仍没有解开：那就是他看戏遭冷落的事儿。如今什么都有了，就缺一个自己的梆子戏班。说干就干，他立马贴出了招聘戏把式的“招贴”。有道是，竖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王大旦富商盛名在外，上党州府各县的艺人，一时纷纷涌来。王大旦吩咐承办人每个门头（行当）选4个好把式，一个人在一个戏里只能上一个角色。在置办行头上，王大旦决心花大钱买最好的，大衣箱除了上、下五色蟒、靠买全买好外，还特意定做了一堂“皮金”戏装：蟒袍开氅、桌围椅披、大幔小幔，全是金绣金镶，甚至上下门帘“走水”上的戏班名字，也是用金线绣成的。这戏班办下来，白花花的银钱就花出去10万两。所以人们一提到这个戏班，就叫是“十万班”，她的原名“乐意班”反倒没有这个名字响。这10万两银子置办的行头，不但质量好，而且还是双份双套。加上乐器幕布、头盔头脑、刀枪把子……整整装了48个戏箱。一个骡子驮俩箱，24匹骡子才驮完。按戏曲设备的分类，大衣箱、二衣箱、刀枪把子盔头箱，一路排下来，差不多各是8驮，所以人们就称为“上八驮”、“中八驮”、“下八驮”。这个派头，州底潞府的戏班，谁也比不了。这时候，长治县西坡村王家送给上秦村宋家、后来又卖给潞安知府、改名叶赫纳拉。玉兰的女子也刚刚做了咸丰皇帝的嫔妃。
　　

“十万班”凭借自己荟萃的优秀人才和雄厚的财力支持，很快在上党一炮打响。王大旦这个人生性要强，做什么事都要高人一头。“十万班”刚成立不久，演出中将碰上和另一个戏班“打对台”。为了“必胜”，王大旦叫人在自己演出的戏台周围堆起了柴草，并公开宣布：“如果‘十万班’唱输了，就放火把自己的全副行头烧尽。”艺人们见东家发了死誓，一个个拼命使出浑身解数，台下观众接连不断地喝彩声，让对手甘拜下风。自然，那些布置的柴草，也不曾点燃。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王大旦的性格是多么刚愎。那时候，“十万班”人尽其材、物尽其用，留下了许多“乐意班”（正式名称）独有的上党梆子经典剧目。像《柳春院》、《慈惠殿》、《黄河阵》、《岐山脚》、《碧游宫》、《定军山》、《雁门关》，这些剧目后来成了“乐意班”的代表剧目。
　　

光绪初年，王大旦雄心勃勃地为“十万班”筹划了拓展码头之路。他计划东出太行，沿他的生意路线巡演直达北京，历京津过冀东，然后南下齐鲁，折豫东豫北返回上党。他将此谋付诸实施，沿路演出自然风光。到达北京城后，他仔细安排了演出事项，并预先招呼山西商号予以捧场，务必使京城首战一炮走红。果然，乐意班在京城的演出出手不凡，不但引起京城各界的侧目，据说亦很快有人报到了慈禧太后那里。这个爱看戏的皇太后，听说戏班是上党来的，内心深处勾起了缕缕思乡旧情。借住她的寿诞之期（农历十月十日）将近，就叫人安排看一场“西戏”以换换口味。这次非同寻常的演出，令王大旦喜出望外。你想，六品以下的官员尚无资格见皇帝，何况他是布衣商人，又何况是进内宫给皇太后祝寿！经过精心的准备和反复审查，他们终于圆满地供奉了演出。不久，就有懿旨传出来：赐赏。金银财宝王大旦不希罕，就是那两幅字———“天下太平”、“乐意班”，据小公公说是“老佛爷”的御笔。我们现在都知道：慈禧太后很喜欢写汉字。因为自己写出来的老也不满意，就秘密安排了一个擅长书法的女子代为写字。也许“十万班”获赐的这两幅书法就出自这位女子之手。不管谁写的，反正王大旦把它当作了无价之宝。他特意把这两幅字用金线绣成了两面锦旗，走到哪里先烧香供旗，然后才能开戏。一时间，“老佛爷”给“十万班”赐了金字招牌的佳话广为流传。

 

乘着京城演出获得嘉奖的威风，“十万班”高举金字招牌开进了齐鲁之地。50年代山东文献记载：光绪初年十万班在鲁西南菏泽、郓城一带流动演出达一年多时间。没有强大的实力和超凡的声望，一个戏班异地演出一年多，是不可想象的。
　　俗话说，人无百年好，花无百日红。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列强入侵，国运大衰。王大旦的生意和戏班，也渐渐现出败像。50岁出头的王大旦眼见生意萧条、进项日减，再也没有那么大的雄心舞弄戏班了。临死前，他把三弟王三旦叫到床前，将生意和“十万班”都托付给了他，并且一再嘱咐：老佛爷赐的金字招牌是王家的传家宝，再穷也不能卖。
　　王大旦死后，王三旦经营生意和戏班毫无起色。传到下一辈手里时，经营不善，家道败落，不得已才把十万班（乐意班）戏箱卖给了长子县南陈村张三秃，艺人们也大多转到了长子。张三秃为了“借招牌打门市”，仍以“乐意班”为名，叫长子乐意班。王三旦的三儿媳妇，人称“三寡妇”，见张三秃敢打“乐意班”的招牌，就找到张家要“金字招牌”钱。说是“卖给你行头，没卖给你‘乐意班’仨字。要用‘乐意班’名字，得付招牌钱。”张三秃怕往后再遇麻烦，只得掏钱买下了“乐意班”名字的使用权。
　　因为乐意班（十万班）的名声巨大，后起的许多戏班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班名和乐意班挂钩。为此，又弄出了几场风波。屯留石室村牛琅的戏班起先也叫“乐意班”。在壶关集店唱戏的时候，三寡妇去了，她见上下场门帘上缀的是“乐意班”仨字，就一把扯住门帘要钱。牛琅只得掏了20块钱。之后，把自己的戏班改成了“小乐意班”。潞城县任超的“三乐班”、平顺王曲刘奇珍的“三乐班”，不敢用“乐意班”的原名，但都声称买的是“十万班”的行头。以至于王曲戏后来演出不小心失了火，还留下了一段“火烧十万班”的典故。
　　“十万班”自清咸丰年间建班到光绪末年卖行头，前后存在了大约50年左右。她对上党梆子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辉煌卓著的贡献。虽然她没有“鸣凤班”的历史长，但就对戏曲艺术的影响而言，其历史地位是一点也不逊色的。

 

1982———1986年期间，上党地区的戏剧工作者发现、收集了自清顺治到民国中后期上党梆子班社演出的舞台题壁1304条。最早的是清顺治十五年（1658）九月十六日，是一个叫“百顺班”的在阳城上伏村大王庙舞台演出时，题写在舞台后墙上的演出剧目名称。这些剧目是：《春灯谜》、《恩荣第》和《双包记》。《春灯谜》是明末阮大铖作于崇祯年间的昆曲，其它两个剧目也应该是昆曲；清乾隆42年（1777），李绿园所著小说《歧路灯》曾写到“山西泽州锣戏”在开封演出的情节；民国初年，北京戏剧界的一位人士在其所写的一本纪实性小说《梨园外史》的附文中也曾写道：

　　这一遭儿，因有票号西商约在大栅栏广德楼看戏，所以……往广德楼而来。西商定的是上场门楼座，……一同登楼坐定。只见台上是一伙小孩儿演唱《走马荐诸葛》……这一出演毕，换一出梆子《忠孝图》。墨香道：“奇了！向来北京二黄梆子是不混羼（chan）的，怎么一个戏班中竟会两样夹杂？”主人道：“这是想九霄依上海办法改的新章。我们山西人听徽班不解恨，又怕客人不喜欢梆子，才请到这里来。”

　　从这些舞台题壁和有关史实资料的记载看，上党梆子在其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音乐唱腔体系，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多声腔同台演唱。因此，上党梆子曾经是“昆梆罗卷黄”五腔同台的说法，就是历史事实。

 

上党昆曲 从公元1658年的舞台题壁可知，至少350年前，上党的戏班就常唱昆曲。这比徽班进京而后形成京剧还早一个半世纪。昆曲当然不是本地产物，上党昆曲极有可能是晋（潞）商带戏班外出演出学回来的剧目在本地的遗传。 从演出剧目看，除《春灯谜》是明末创作、《长生殿》是清人洪升创作的以外，其余《别母》、《游寺》、《跳墙》、《乱箭》等剧目，都出自对《杨家将演义》、《西厢记》等著名小说的改编； 从演出时间看，直到清道光年间，上党昆曲的演出剧目比上党梆子多，之后就越来越少了。这说明：咸丰期间，是上党梆子声腔逐渐形成主调的开始。
　　上党昆曲一直被认为是高雅的。这大概和昆曲在明代(嘉靖)以后、康熙以前一直为宫廷所欣赏的缘故。上党梆子早期的声腔排列把“昆”列为首位，与此不无关系。在将近600年的时间里，上党梆子艺人如果不会演出昆曲剧目，那决不能称为“全把式”。直到抗战前，请人教一出《长生殿》，除了得认师外，还得付10块现大洋。抗战后，上党昆曲基本失传，现在只保存有《长生殿》（片断）和《赤壁游（湖）》的曲谱本

上党锣戏 （也称“罗罗腔”） 这是上党本地的戏曲声腔，它的历史要比上党梆子早得多。成书在乾隆42年的《歧路灯》能提到“山西泽州锣戏”在开封演出，而且是给一大户人家祝寿，那绝不是普通的草台班子，一定是声名远播的班社。但是从舞台题壁看，无论早期晚期，夹在上党梆子演出剧目中的上党锣戏剧目却只有《打杠》、《打铁》和《打面缸》。演出剧目不丰富，只有一个解释：乾隆年间，随着梆子声腔的逐渐强盛，锣戏地位逐渐退缩为次要位置。只不过因为她是上党戏曲的母体，出于“数典不忘祖”而将其排在了第三位。小虽小，少虽少，但它的原始生命力却是相当顽强的。直到今天，在上党梆子许多新创剧目里，锣戏的声腔还是屡见不鲜的。这不由让人感叹：本土艺术的魅力，拥有无可替代的优势！可惜的是，现在只有一出《打铁》的仿古录像存放在有关部门。
　　上党卷戏 相当古老。她的历史在“诸宫调”之前，最迟也在晚唐。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其教徒为了宣扬佛经，就把佛本生故事编成说唱词，走家串户，进行宣讲，叫做“宣卷”。唐代发展为“变文”。到了北宋初期，这种有唱有白的“宣唱宝卷”，流行为一种说唱艺术，其脚本称为“赚词”。相传一个叫张五牛的是这种说唱艺术的创始人。南宋耐得翁《都城纪盛》载：“绍兴年间，有张五牛大夫因听动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赚鼓板，即令拍板大节抑扬处是也，遂撰为赚”。“唱赚最难，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声诸家腔谱也。”其集合若干曲调为一套曲，前有引子，后有尾声，中间有以“赚”为名之曲调。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即是赚词。元末明初，著名的《目莲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不但为长篇目莲本戏提供了基础，而且直到上世纪40年代初还在宣唱。听起来，赚词、卷戏的演出形式，就像我们上党各地的鼓书差不多。其内容除佛经、神话外，还有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像《梁山伯宝卷》、《白蛇宝卷》、《岳飞宝卷》即是流传下来的经典之作。上党地区现在所存记载中，最早的卷戏是武乡韩家垴村乾隆四十六（1871）年《王家庄戏 .大套秧歌》的剧目《顶灯》。嘉庆八（1803）年有《活捉》和《闹花园》。现知上党卷戏有9个剧目，其中有抄本的4个：《卖荷包（花）》、《闹花园》、《窦老争亲》、《打刀记》。1985年将《窦老争亲》作了仿古录像，存于有关部门。论将起来，上党卷戏摊气不大，资格挺老。如果仔细琢磨琢磨，现今农村中极少数上香的“神婆”拍着桌子顺口诌的词，恐怕是上党卷戏的变种；而那曲调，倒有几分像上党梆子的【四六】板。

 

上党二黄 也叫上党皮黄，俗称“土二黄”。其实她的声腔体系是由“二黄”、“西皮”两种板式构成。论作用，在五种声腔中的地位仅次于上党梆子。过去有种传说是：光绪三年，艺人们出外逃荒演唱，把梆子戏带出去，把二黄戏带回来了。这种说法肯定不对。因为第一，上党地区发现的舞台题壁，乾隆年间就有了《空城计》、《回龙传》、《战长沙》、《取西川》等上党皮黄剧目，以后逐年增多，清嘉庆年间，《打金枝》、《七星庙》、《破洪州》等剧目都出现过多次，还增加了《一捧雪》、《沙佗国》、《血诏带》（《白玉带》）、《二进宫》；第二，光绪末年出生的山东枣梆老艺人王新鼎曾说过，他年轻时候听老师傅说过“泽州调”（指上党梆子）在山西时，就是昆梆罗卷黄五艺俱全，才能算个好把式。山东枣梆的传统皮黄剧目《天水关》、《取巴州》、《沙佗国》等六出，就是上党皮黄传出去的，可见她至少也有200年的历史。至于她是怎么传来上党的，赵树理认为她与汉剧更接近一些。但是，汉剧是因湖北黄冈、黄陂发源的“湖广调”而称为“二黄”。她由汉剧的府河派经河南信阳、许昌、沁阳北传而来，是一种可能；可是“西皮”却是“北路”货，是秦腔传到湖北襄阳及武汉后，与当地的民间曲调融合而形成的又一种声腔，称为“西（来的）皮”，也叫“襄阳腔”。上党皮黄是由“南路”的二黄和“北路”的西皮组合而成的一种声腔。不管怎么个来法，由于她在五种声腔中相对到的迟一些，所以把她排在了最后一位。看起来，上党梆子最初对“昆梆罗卷黄”五种声腔的排列，还是蛮有历史根据的科学论断呢！
　　虽说上党皮黄排最后一位，但它的剧目数量在上党梆子中居第二位；而唱上党皮黄的演员，其功底和声誉，丝毫不亚于上党梆子演员。许多上党皮黄的好把式同时就是上党梆子的好演员。
　　长子乐意班著名演员申灰驴（1864———1920）在皮黄戏《挂龙灯》、《一捧雪》中饰演高怀德、莫成，为上党伶人所折服。在《太平桥》中饰演史敬思，在上党地区无与伦比。在演到史敬思保护晋王李克用逃命出关的“托闸”表演时，他先用剑把门闩连砍三剑，拔下扔掉，再把两扇城门托开，最后口衔利剑、手托铁闸、满脸通红、遍体生津、口吐粗气，就像托举泰山、稍事疏忽即有压卵之险。每每演到此处，观众屏声敛气、提心吊胆。据说民国2年（1012）7月28日长子凤山坡庙会演出此戏时，申灰驴表演“托闸”，累得口吐鲜血，倒在场上；但在接下来的骑马上桥、拉马过桥至中箭、遭刺、裹伤力战直到自刎身亡，申灰驴都演得淋漓尽致、真切动人。观众评价说“申灰驴演的是真‘太平桥’”。
　　长子三义班的著名艺人冯国瑞（秃嘴，1896———1944）五腔俱能，以黄见长。在上党皮黄《清廉传》中饰演的刘山武，是他的代表角色。刘山武是一个小小知县，御史夫人害死了娘家哥哥，黄公子为父申冤，告在刘山武案下。罪证俱在，案犯恃强不肯认输。刘公子气得对刘山武唱：“叫父母还要你抬头观看，哪有这犯了法头戴珠冠？”刘山武已成竹在胸，他叫了一声【大起板】：“黄－公－子－”，似嘱咐、似安慰、似劝告、似暗示，融复杂的情感于其中。这一叫板，在上党地区很有名，是两大名叫板之一；另一个叫板是和冯国瑞同村（长子青仁）的乐意班著名艺人平福成（1907———1946）在上党梆子《雁门关》中饰演杨八郎探母时、连喊四个不同情绪、不同节奏、层层递进的“娘啊”的叫板。再加上长子石哲的曹火柱（1912———1941）演《大报仇》里的黄忠老当益壮、搂须戳拳的动作，观众就连缀起来编成了言简意赅三句话：福成的“娘”、秃嘴（冯国瑞）的“黄”、火柱的黄忠轰倒墙。
　　在上党地区，流传较久、影响较广的皮黄剧目是《清河桥》、《挂龙灯》、《东门会》、《虹霓关》、《寒江关》、《一捧雪》、《打金枝》等剧目，著名演员赵清海、郭金顺、段二淼等都有拿手剧目。

　河北省南部流行着一个戏曲剧种，邢台地区称它为“泽州调”，曲周、肥乡、鸡泽、广平等县称它为“泽州戏”，永年、沙河称它为“西调”、“三搭板”（专指搭舞台时，前台需三块木板才成），而磁县、峰峰一带却称它为“枣梆”。20世纪50年代，统一定名为“西调”。（太行山之西的戏曲）她是上党梆子一个嫡亲的姊妹剧种。
　　清朝咸丰年间，曾有上党梆子班社东出太行在河北各地演出过。光绪三年，山西遭了特大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饿死之人，枕藉道旁。戏曲艺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更难度命。恰逢河北肥乡县申营村一个名叫申老永的商人到山西做买卖，他生性豪爽，广多交游，乐于助人，尤其是热爱戏曲。他见上党梆子艺人度日艰难，就建议他们组班到河北演出，并愿意变卖货物，垫支盘费。晋城望城头村上党梆子艺人田书德就联络同行，随申老永到了河北。田书德善演旦角，扮相妩媚，做戏细腻，嗓音逶婉，深受河北观众欢迎，将他誉之为“大闺女”。转年光景稍好后，艺人们纷纷返回原籍。田书德因家中没了亲人，河北观众又恳切挽留，就留下来设帐授徒，精心传艺，第一个科班就设在申老永家。徒弟以“宝”字排名，有金宝、银宝、来宝、跟宝……40多人；第二个科班办在永年县北社村，徒弟以“旗”字排名，红旗、白旗、绿旗……也有40多人；第三批仍在申营村开办，徒弟以“水”字排名，有水花、水月、水仙、水沫……等30余人。第二班的白旗叫谢天禄，广平县平固店人，工花旦、青衣，以唱工见长，他同唱花脸的“红旗”弟弟谢天祯出师后，又在永年、曲周开科授徒，培养了一批“桐”字辈艺人；与此同时，山西阳城一个名叫“满脸”的上党梆子艺人，也在曲周演出、授徒，他的徒弟以“元”字排辈，其中的六元成名后，又培养了一批“桂”字辈徒弟……上党艺人就这样连锁不息地为河北培养了大批上党梆子演艺人才。辛亥革命前，有10多个西调班社在冀西大地活动，这是它的鼎盛时期

 

田书德为上党梆子的传播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死后就葬在河北鸡泽县孔堡村，墓前的小石碑所刻铭文是：泽州府望城头戏祖田书德之墓———民国七年。
　　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和日寇侵华时期的战乱生活，西调和上党梆子一样，濒临灭绝边沿。祖国的新生，也使戏曲获得了再生。1963年，永年西调剧团到上党地区作“探亲演出”，正与也来“探亲”的山东枣梆剧团不期而遇，他们与上党的梆子剧团欢聚一堂，切磋技艺，一时传为盛事儿。此后，西调剧团曾多次到上党来交流演出，加深了亲缘剧种之间的感情。
　　至于山东的“枣梆”，她产生的经历，大体上和河北“西调”差不多。只不过她产生的前提和“西调”有一点不一样。原在乾隆年间，鲁西南曹州府（今菏泽）一带，有不少潞商在那里做生意。节前年后或闲暇时间，他们常常操起家伙（文武乐器），坐唱上党梆子。一来作为消遣，二来聊解思乡之情。再加之光绪初年王大旦的“十万班”在鲁西南巡回演出达一年之久，其辉煌富丽的演出情景，实在是给那里的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此后不久，山西凤台县（晋城）出戏曲艺人的望城头村，一个名叫潘朝绪的上党梆子旦角艺人，（艺名也叫“大闺女”）来到了曹州府，在梁山县的方庙设帐授徒，不久，就出现个上党梆子“义盛班”。再往后，上党地区的梆子艺人许群狗、王春阳、郎不香等先后到鲁西南传艺。民国初年，又有河北大名以西的一批“西调”艺人到鲁西南搭班，逐渐地将上党梆子本地化，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当地人习惯把山西人叫“zhao”（非枣字），于是就把新来的戏曲剧种叫做“zhao梆”。也称“本地zhao”、“泽州zhao”。“枣梆”是解放以后定的名称，因为梆子腔大部分是用枣木梆子击节为拍。枣梆的活动地域很广，除山东道菏泽、鄄城、郓城、梁山、定陶等地外，东到青岛、兖州，南到河南商丘、丰县，西到焦作、开封，北到济南、德州。
　　枣梆受到鲁西南人民的哺育，风格上已与上党梆子有显著差别。既承继了热情奔放、慷慨激昂，又强化了纤柔逶婉、细腻缠绵；无论生角旦角，唱腔全用本嗓。只有每句尾音的“ 咦”或“ 啊”字，才用假嗓翻高拖腔。听起来熨贴自如、意味十足。枣梆的传统剧目六、七十出，保留剧目称“老八本”：《彩仙桥》、《天波楼》、《访四川》、《八仙关》、《蝴蝶杯》、《红石关》、《代州愿》、《金玉锁》，大多数是从上党地区带去的。枣梆也演皮黄戏，剧目基本和上党的皮黄相同。在1963年那次“探亲演出”时，枣梆剧团曾经在长治、长子、屯留、襄垣、潞城、平顺以及南五县交流演出，参加了晋东南地区召开的“戏曲研究座谈会”、听取了人民作家赵树理关于《戏剧为农村服务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还为大会演出了《卷席筒》、《双绒花》、《连环记》等剧目。1964年，山东菏泽专区举行现代戏会演，邀请郝聘之、马天云、张仁义莅会观摩。郝聘之与枣梆演员同台演出了上党梆子《三关排宴》。此后，他们又数度到上党演出，对剧团的艺术改革起到了借鉴作用。

　如果说，当年王大旦携“十万班”走南闯北是为了炫耀他作为一个商人的成就的话，那么，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他还做了一件符合艺术规律的事：阔展视野，开拓市场，扬长弃短，守本图新，把戏曲艺术不断发展到一个新的领域。他的“金字招牌”，为“乐意班”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那是靠好演员以及他们的拿手剧目、（当然也少不了精彩的包装）作为后盾的。因此，不失时机地展示演员及其才华，是包括戏曲在内的一切艺术必须行之的操作程序。上党梆子在“十万班”、“鸣凤班”之后，屡屡有惊世之举发生。
　　民国23、24年（1934、1935），上党梆子艺员组织了三次赴并公演。上党名伶并门献艺，当时可说是石破天惊之举。其轰动和影响，至今尚为人津津乐道。
　　第一次是马骏发起的。马骏是晋城东关人，当时任山西省禁毒委员会委员长。酷爱家乡戏曲的他，联络在省老乡贾景德（沁水人，时任晋绥绥靖公署秘书长）、郭象升（晋城人，时任山西省教育学院院长）、邱仰浚（沁县人，时任山西省财经整理处主任）等人，决定促成上党梆子艺员赴并展示演出。马骏派王弥高至晋城，请晋城县长卢伯雄（江西人）负责组织。卢伯雄联系原泽州府南五县的上党梆子著名艺人赵清海、刘丫头、靳白驴、申银洞、郭金顺、赵永年、晋喜顺、郎喜全、赵德俊、陈宿太、阎小发等人，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正月初一至初五集合于晋城马骏家，协商好将要演出的剧目后，分秒必争地进行了排练。由于彼此配合顺利，遂决定：正月初五夜，用晋城票友俱乐部“文渊寺”的戏箱，在东关土地庙公演一场。消息一出，举城为震，观众人山人海，台下拥挤不动。次日，挟余兴乘着王弥高带来的四部汽车，直趋太原。
　　马骏等人在太原也作了筹备。叫他们头痛的是：剧种该叫什么？总不能叫“上党大戏”吧？还有，这个临时组合的剧团该用什么名字？再下来还有：不少艺人一直沿用奶名，像“群孩”、“丫头”、“白驴”、“狗不吃”、“小发”……似乎土气十足，雅韵不陈。特别是号称“山西第一才子”的郭象升，总不愿意让家乡的戏曲艺术在省会抖搂一片土气，惹人笑话。为此，他们几个反复作了推敲。郭象升提议：“宋朝泽州的孔三传曾经首创诸宫调，就把咱们的‘大戏’叫‘上党宫调’吧。”于是，演出单位叫成了“上党宫调泽州艺员赴并公演团”了。艺员的名字，以近音、谐音选配，将赵群孩改为“赵清海”、将刘丫头改为“刘雅斗”、将靳白驴改为“靳伯庐”、将狗不吃改为“赵永年”，将阎小发改为“阎发生”……一切酌定，张榜公告。广告贴在承庆园剧场门前并刊登报纸，造成了巨大的声势。

 

公演团抵并后，休息一天，即开始了公演。首场演出剧目是上党皮黄《佘塘关》。赵清海饰杨衮，翟文全饰佘洪，赵永年饰佘赛花，阎发生饰杨继业。继而演出的是上党昆曲《长生殿》。赵清海饰唐明皇，刘雅斗饰杨贵妃。这两个剧目雅则雅之，但观众的反响都不太强烈，这让马骏等人感到了担忧。紧急磋商后，决定由艺员自报拿手戏，从中选择适合城市人欣赏习惯的剧目。这一下，情况大为改观。传统剧目《雁门关》的四大场“坐宫”、“探母”、“刺宗”、“大战”，分别由赵清海、郭金顺、申银洞、靳伯庐各演一个“八郎”；人称“戏王”的赵清海，又演出了他的拿手戏《清河桥》（上党皮黄、饰养由基）、《一捧雪》（饰莫成），并且和刘雅斗合演了《杀狗》（赵清海饰曹庄）；靳伯庐演出了《踏五营》（饰单雄信）；王小保演出了《五丈原》（上党皮黄，饰诸葛亮）、《送印杀差》（饰马强）；李胡孩的《伐子都》；陈宿太的《杀四门》；晋喜顺、阎发生合演了《翠屏山》；而阎发生和郎喜全则合演了《跳花园》。这些剧目，情节观众熟知，演员久演熟练，容易引发共鸣。所以一改前观，博得观众热烈欢迎。原来只安排夜场演出，后应呼吁，又增加了日场演出。先在承庆园、后在鸣盛楼，20多天演出了30多场，众多艺员在观众中留下了甚好的评价。为不虚此行，几位组织者商量：由郭象升拟词，制成缎幛，分别授予获评较好的艺员。他们是：

　　赵清海为 “涵盖一切”；刘雅斗为 “妙口灵心”；
　　靳伯庐为 “魄力雄厚”；郭金顺为 “后起之秀”；
　　申银洞为 “鸣凤真传”；赵永年为 “秀出班行”；
　　晋喜顺为 “玲珑活泼”；郎喜全为 “声容兼备”。

　　文渊寺俱乐部除提供戏箱外，晋克惠、李玉堂等也参加了演出。集体获得的缎幛为：“誉满并门”。
　　第二年正月，尚不过瘾的泽州艺员，又一次组团赴并演出。仍在东关集合，用的是晋城“公顺班”（尹寨二班）的戏箱。民国二十四年（1935）2月10日的《山西日报》第五版上，刊登出标题为“上党宫调复将来省露演”的消息。内容为：“民信社讯：上党宫调戏班曾于去岁阴历正月间来省献艺一次，当时大博喝彩声，颇得社会之赞许。兹闻上党旅省人士近复函招该戏班来省表演，并已派车前往接箱。约于旧历初十可到省。仍假鸣盛楼露演云。”该报十四日第五版上又登出标题为“上党宫调明日在鸣盛楼露演”的消息，内容有“……兹悉该戏已于前晚全班抵并。据云系上党一带宫调名伶，并定于明（十五）日假鸣盛楼登台献艺云。”这一次，除泽州艺人增加了段发荣外，潞府艺人平福成、张贵枝、陈根成（艺名“芝麻旦”）也加入其中。
　　这次演出，段发荣一炮走红。他在《苦肉计》中反串蒋干，几处表演使观众赞不绝口。《华闻晚报》曾发表署名文章赞他“可与萧长华媲美。”因而获得了“优孟传神”的缎幛。此次赴并演出期间，“上党旅省人士”还安排艺员们观摩了中路梆子名伶丁果仙（须生大王）的演出，游览了并州名胜。他们在拍摄的照片上书写“上党宫调戏剧团泽州艺员在并公演摄影志念”。其实，这个书题有点顾大失小，因为参与演出的还有潞府几位艺人呢。他们并不是无名之辈。当“旅省人士”中的沁县人邱仰浚和长治东石槽人裴宝堂（时任山西盐务总局局长）得知艺员中有潞府艺人时，不但约见了他们，而且详细问讯了潞府梆子的演出情况。民国二十四年（1935）七、八月间，邱、裴等在并“旅省人士”也出面组织了“府八县”艺员段二淼、平福成、冯国瑞（秃嘴）、张长锦、（以上为须生）；曹火柱、王发家（以上小生）；张桂（贵）枝（旦角）、张金福（西营旦）、郭宝松（横河旦）；张大胖、齐金则（以上大净）；生敖（二净）；王和则、赵曹喜（以上丑角）等人，同样也在鸣盛楼公演。并且沿袭泽州艺员作法，将艺人名子中不雅的字同音改动，像段二苗改成了段二淼，张贵枝改成了张桂枝等。
　　头（夜）场，由张桂枝、王发家演出《千秋剑》。王发家饰演的明代首相李善长之子李公子和张桂枝饰演的千年狐精相亲、相爱、相别、相赠的表演，令观众唏嘘不已。尤其是张桂枝饰演的千年狐精，妩媚、善良，多情、正义，博得了观众的热情掌声。随后，段二淼、平福成、冯国瑞联袂主演了潞府梆子的经典剧目《乾坤带》、《雁门关》、《广武山》、《柳春院》、《慈惠殿》等，都博得了观众的好评。尤其是段二淼，从小随叔父住河北涉县“天益班”，后来又先后住过黎城“公益班”、襄垣“鸣凤班”、“合义班”、“景义班”和潞城的“新乐意班”。16岁时，他就小有名气。此后，他又连续搭过黎城“发益班”、“培盛班”、壶关、长子的“乐意班”、平顺、壶关、潞城的“三乐班”，逐步成为上党剧坛的知名演员。他原来主攻小生，在《广武山》、《甘泉宫》、《小宴》、《二子乘舟》等小生戏中，饰演罗成、秦始皇、吕布、公子彶等角色。在《广武山》中饰演的罗成“辩帐”生气时，不是以手揉肚，而是用小腿带脚揉肚，可见其功底之强。他被称为“活罗成”，也是名至实归。此时，刚刚步入中年人生的他，正是朝华蓬勃。《乾坤带》、《雁门关》的“杨八郎”，是他转入须生行当的拿手好戏，而《广武山》的“罗成”，更是他展示绝活儿的机遇。果然，段二淼获得了“涵盖一切”的锦幛———这可是人称“戏王”的赵清海去年刚获得的荣誉呀！张桂枝也以他的出色表演获得了“桂林一枝”的锦幛。

 

赵树理是上党人（沁水尉池），年轻时就读于长治师范并在长治长期从事地下革命工作，自然对家乡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他对家乡的曲艺、戏曲，尤其是对上党梆子，有着特殊的嗜好。因为他从小跟着父亲与八音会打交道，对上党梆子音乐非常熟悉。他的小说中充满着故乡语言的韵味和戏剧情节，他的戏剧作品，更是提高了上党梆子剧目的文学水平和艺术知名度。他一生写过12个剧本，而7个是戏曲剧本。按顺序依次是：《万象楼》、《邺宫图》、《韩玉娘》、《开渠》、《三关排宴》、《十里店》、《焦裕禄》（只写了三场）。这些剧目，都是给上党梆子写的。《万象楼》是赵树理创作的第一个上党梆子剧目，写于1942年，是根据1941年黎城发生的反动“黎卦道”暴乱、为揭露反动会道门实质而创作的。这个剧目，直到20世纪5、60年代，还有剧团在演出。《十里店》是赵树理创作的最后一个完整的剧目，因为《焦裕禄》写于1966年，刚写完三场就因“文革”开始而不得不辍笔。所以，赵树理曾自嘲地说他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上党梆子《三关排宴》的原名叫《忠节义》、《忠孝节》，其故事情节和京剧《四郎探母》大致差不多。1956年7月，长治专区赴京汇报演出团在京公演了《两狼山》、《天波楼》、《三关排宴》和《皮秀英打虎》、《徐公案》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被》、《北京日报》、《戏剧报》等报刊发表了评介文章，对上党梆子和段二淼、郭金顺、吴婉芝、温喜云、王东则等演员的表演和演出剧目作了赞誉性的报道，说上党梆子“纯朴豪放，豪迈高昂，粗犷有力，形象鲜明”、“唱腔音乐丰富，高亢而有韵味”，“舞台布景气魄雄伟，简单而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保存了很浓的传统，值得今后很好的继承、发扬”。特别是在内部展览演出后，专家们公认《三关排宴》是一出优秀剧目，值得认真加工。这为上党梆子传统剧目遵循“推陈出新”的改编，启开了一扇光明的大门。1957年4月，长治专区一分团再次以《三关排宴》等剧目参加山西省第二届戏剧汇演，又一次听取了省内外专家的意见，并作了剧本修改。1959年，《剧本》月刊五月号发表了《三关排宴》剧本，北京宝文堂书店将《三关排宴》与京剧《四郎探母》合辑出版，这是首都文艺界对上党梆子的支持和鼓励。经过几次反复修改和演出实践，1959年2月，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团决定把《三关排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大庆演出剧目。在剧团起身赴福建前线慰问部队时，留下程联考、梁允恭、刘廷禄到太原加工剧本。4月，剧团归来，随即北上，邀请中国戏曲研究院郭汉城、黄克保、余从、潘仲甫、李纲、李紫贵等戏剧专家驻团指导，由程联考执导，石岩（省歌舞剧团作曲）协同设计音乐唱腔，进行排练。6月，陈毅副总理到太原视察，观看了剧团演出，接见了演员。9月，参加了“山西省第三届戏剧汇演”，《山西日报》发表署名文章盛赞,《三关排宴》“真实动人”，“是杨家将爱国主义思想的进一步的反映”，“不只继承了传统艺术，而且有所发展”。《山西文化》创刊号发表了献礼演出的剧本；剧本改编兼导演程联考向汇演大会作了经验介绍；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张辛实看过《三关排宴》后，建议长影拍成电影。

　  1960年6月，为了筹备全省戏曲青年演员观摩汇演，晋东南专区抽调部分上党梆子青年演员组成青年团，并调入潞城上党落子演员郝聘之改唱上党梆子饰佘太君。吴婉芝饰萧银宗、郝同生饰杨四郎。由此，郝聘之进入了上党梆子的序列。鉴于《三关排宴》已有的基础和评价，专区领导和刚刚成立的“山西省上党戏剧院”（全省四大梆子剧 院之一，属晋东南专区管辖）决定将其拍摄成电影（彩色戏曲艺术片）。9月，《三关排宴》全体人马开入长影准备摄制，但剧本始终不能如电影摄制之愿。无奈，只得于次年2月返回长治。
　　数度的加工修改，结果总是不能令人满意。症结在何处？方向在哪里？1961年2月，人民作家赵树理由京临长，听了各方面的情况介绍后，提出了对《三关排宴》修改的个人设想。

　  赵树理认为：整理加工传统剧目，要把剧本吃透。“必须作为创作来看待，态度一定要严肃。”他说：“《三关排宴》的作者是个大手笔。要改人家的东西，必须特别注意，叫我们的和人家的配得住才行。”“对遗产，我们是既要继承，又要发展。”他还认为：“艺术要配合一定时期的革命任务，但不能配合一定时期的具体工作。”不能“硬要古人接受现代人的任务。”遵循这些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历史惟物主义的观点，中共晋东南地委、上党戏剧院（成立于1960年）以及长春电影制片厂一致恳求“人民作家”、“铁笔圣手”赵树理着手修改。为此，他曾两度赴长春电影制片厂与有关领导、业务骨干讨论后，参考程联考、栗守田等改编剧本，写出了“协助整理本”。晋东南专区上党梆子剧团于1961年8月二赴长影，9月下旬开始细排，并改由郝聘之饰演佘太君。11月6日前期录音，12月4日进摄影棚，至来年3月，上党梆子《三关排宴》终于摄制完毕。该片导演是长影导演刘国权，舞台导演程联考，音乐设计石岩、马天云。由于赵树理在全国文学艺术界的影响巨大，本来决定署名是编剧赵树理。但赵树理不愿意，说顶多是个“协助整理”。出于恭敬，晋东南地委和长影服从了赵树理的坚持。为了表达敬意，在片头字幕上，赵树理三个字用最大字体布满了整个影幕，而职衔却是“协助整理”。这是上党戏曲历史上第一次被摄为电影的戏曲艺术影片，也是第一次运用媒体手段把上党地方戏介绍给全国观众，更是上党艺人第一次在影幕上看见了自己的演出形象。从此以后，上党戏曲接连不断地走向影幕荧屏，如《佘赛花》、《斩华堂》、《杨七娘》、《血箭》……可说是《三关排宴》为后来者开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