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详说上党梆子

1961年10月，罗瑞卿副总理与陈毅副总理的夫人张茜因公到长春，看了《三关排宴》后，盛赞是一出好戏。次年4月剧团返晋路过北京，曾在广和、人民剧场公演数场；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在国务院小礼堂观看了《三关排宴》，李先念、乌兰夫、罗瑞卿、包尔汉以及华北局书记李雪峰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剧团演员并合影留念。《三关排宴》的拍摄过程，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艰辛。那时候，怕电影是一件涉及面很大的事情。按照常规，专一团演出《三关排宴》的演员阵容够强大的了：郭金顺的杨四郎、吴婉芝的萧银宗、温喜云的佘太君、宋清秀的焦光普、薛万青的韩昌、郭堂虎的杨宗保、高玉林的穆桂英以及王凤娇的小公主。但电影是“形象艺术”，对演员的形象要求很高。郭金顺演杨四郎自不待言。5、60年代，他担任此角就对这个“台词不多、不容易发挥演员艺术才能”的人物，予以了长期琢磨。这次拍电影，他能在有限的时间内琢磨出杨四郎复杂的心理活动并赋予舞台动作。像『接关』一场，杨四郎本想随大伙溜进关，没想到被杨宗保认出并躬身施礼。这恰如惊雷，震得他不知所以。他相顾双方，一拉帽、一跺脚、一侧身，溜了过去。这个“拉帽沿”的动作，就是郭金顺的创作，它充分揭示了杨四郎此时此刻的内心世界。吴婉芝饰演萧银宗，演技有口皆碑，无人能替；温喜云是长治县桑梓人，13岁拜段二淼为师。从1956年开始，他就在《三关排宴》中饰演佘太君。尤其是演到杨四郎羞愧自杀、佘太君心情复杂地大笑三声，他在表演中笑出了勉强、笑出了哽咽、笑出了“泣不成声”。观众对此，无不感动。但1962年，温喜云已是50多岁，且舞台演出，已不多见男旦。加之郝聘之已在上党梆子青年团赴省演出《三关排宴》时饰演过佘太君，因此，拍电影时，就改由郝聘之主演佘太君。温喜云不仅乐意“让贤”，而且将自己的演出经验悉数传授给郝聘之。郝聘之新车捷路，拍摄自然顺利。影片公演后，好评如潮，瞬间红遍三晋。此前，她虽然于1947年在绛河剧团因演上党落子《红罗山》出了名，但那只是在府八县有限的范围内。这一次因《三关排宴》走红，奠定了她在上党戏剧界终生的艺术地位。她也因此把《三关排宴》当作自己的代表剧目，并在担任晋东南艺校教师期间，用此剧目培养出了吴国华等几位后起之秀。相比之下，她哥哥郝同生就没有她那么幸运。正值人生坎坷时期的郝同生，一副好嗓子只用来给“焦光普”配了唱———但熟悉上党梆子的人，一听就知道是郝同生唱的———是真金，搁在哪里都发光！
　　

赵树理写作的大众化方向，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代就肯定了的。早在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就提出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口号。拍摄《三关排宴》时，他还是全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三关排宴》中桃花公主责备杨四郎时有一句唱词：“你好比糖糕撒上胡椒面，辣不辣来甜不甜”。对此，有人（不是一般人）提出“必须改”，理由是“太俗”。并“大度”地说“就改这两句，哪一句都不用改”。赵树理一听就火了，他针锋相对地说：“哪一句都可以改，就这两句不能改”。并且说，“可以在这两句下面注上：这是赵树理改的。不要叫别人替我受批评。”赵树理“文责自负”的职业道德和捍卫“文艺大众化方向”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可以这样说：没有赵树理，就没有走向影幕的《三关排宴　　

》。《三关排宴》之后，上党戏曲20余年间再没有大的响动。虽说这20余年热热闹闹也搞了不少“汇演”，但“阶级斗争”的背景和“文革”之风的遗流，让真正的戏曲艺术精品难以产生。1976年伊始震惊中国的《三上桃峰》事件，至今让人记忆犹新。所幸的是，晋东南地区参加那次“华北文艺调演”的剧目恰是反映平顺西沟互助合作化的上党梆子《快马加鞭》，在一片声讨《三上桃峰》的喧嚣声中，《快马加鞭》却赢得了“国务院文化小组”的赞许。

1985年，上党地区的行政区划发生了较大变动。实行“市管县”体制改革后，晋东南地区一分为二。领有南五县的晋城市，戏曲剧种几乎是清一色的上党梆子，连专一团也归了晋城市；而拥有13县区的长治市，除沁县、屯留、长子、长治县各有一个上党梆子剧团外，其余都是上党落子和少量秧歌剧团。而这时的山西省，一说戏剧，就是“四大梆子”。就在长治人民逐渐要求加强上党梆子剧种剧团时，1987年，山西省决定来年在晋城市举办振兴四大梆子调演之一的“振兴上党梆子调演”。从阵势看，晋城市有10个上党梆子剧团，其中领军的是市直属的、且拥有吴国华、张爱珍、张保平、郭孝明等优秀青年演员的剧团。长治市只有四个县剧团，看似处于劣势。八十年代后期，改革之风盛吹，市场大潮涌动。这时，上党梆子在省一级汇演舞台上同场竞技，比的不仅是技艺，更是市场、效益和前途。为此，长治市从上到下对这次汇演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且看这四个县是如何动作的。
　　

沁县 一个以吴（琠）阁老“耕读传家”为训的书香县，早在光绪20年（1894）就有了上党梆子“万胜班”。这是本县西林村一个姓郝的财主办的，并且戏班唱的是正宗的州底梆子。其子郝耀民国时期曾做过《山西日报》的副编辑；后来次村姓傅的又办过“开村乐意班”，还有个“同乐班”，三班并存，成了沁县上党梆子的兴盛时期。抗战时期，戏班解体殆尽。现在的漳河剧团是抗战胜利后1946年冬、在原“曙光剧团”的底子上组建起来的，1948年年底，才正式定名为“漳河剧团”。1964年以前，漳河剧团一直是“三下锅”———秧歌、落子加梆子，三个剧种的剧目都唱。“文革”中，一次偶然的批评触发了沁县领导狠抓剧团的决心。1974年，晋东南地区举办了声势浩大的“普及革命样板戏”会演。漳河剧团应付式地移植了《红灯记》。不料遭到山西省观摩团的批评。延安“鲁艺”出身的著名文艺批评家石丁，毫不客气地对沁县县委书记郭绍文当面进行了指责。那是什么年代？“样板戏要提高、要普及”可是最高指示啊！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促使沁县领导横下心对漳河剧团进行了全面整治：从剧团领导到演职人员，重新作了配备，并专门邀请晋城的戏曲专业人才来沁县，为他们培养上党梆子学员。数度寒暑，漳河剧团后继人才辈出，80年代初的几次汇演，年轻演员纷纷露角。尤其是1984年国庆35周年调演中，漳河剧团一曲《远方归人》，唱响了上党大地，红遍了三晋山河。十年生聚、卧薪尝胆，漳河剧团终于成了上党梆子界的佼佼者！

1988年，是山西省预定举办的“振兴上党梆子调演”活动年，是年8月在晋城举行。漳河剧团几经选择，最后确定采用省文化厅创作室副主任郭恩德新编的无场次传奇故事剧《珍珠衫传奇》剧本、作为角逐金奖的剧目。在沁县，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大制作：导演是省歌舞剧院副主任、一级导演候铮；音乐设计是省著名音乐家、一级作曲李秉衡；舞台美术是省晋剧院吕荣贵设计。剧中人物周玉莲由騈桂兰饰演；吴俊杰由王国伟饰演；余宽由候耀清饰演；陈商由傅跃云饰演。漳河剧团的驰名“一旦三生”个个挑起了大梁。8月南下晋城，竞演收获颇丰：编、导、音、美创作获全奖；演员三金一银二铜获全奖；服装设计、舞美综合、乐队伴奏诸单项获全奖。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县委、县政府为他们庆功颁奖；市劳动竞赛委员会为剧团记“集体一等功”，“三金一银”演员记“个人一等功”。此后连续三年，漳河剧团被评为沁县“八大红旗单位”之一。1989年，上海电视台导演张韵华执导、由山西电视台将上党梆子《珍珠衫传奇》拍摄成上、中、下三集戏曲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次年，此剧又获第二届全国戏曲电视剧“黄河奖”（多本剧）三等奖。

长治县 历史上，长治县在行政区划归属上，一直是一个“三天姓李、五天姓王”的角色，这大约因长治的中心地理位置关乎到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需要。远的甭说，光解放后就变换了好几次。先是长治县；1954年7月20日，与潞城县合并为潞安县；1958年7月13日，潞安县又并入长治市；1961年9月1日，市县分治，又恢复了长治县；1973年，长治县南迁韩店；1983年9月20日，长治、潞城两县划归原长治市；直至1985年“市管县”体制改革，长治县又成为了长治县。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长治县变动的历史，是因为长治县的剧团象《三毛流浪记》一样，跟上县属的变迁，尝尽了“改换门庭”的滋味。　　

几十年里，时时处于“城头变幻大王旗”、不知南北与西东。这对于“创招牌”的剧团来说，是一个极其不利的外部环境。他们曾先后叫过“火星剧团”、“建国剧团”（1946）、“建设剧团”（1953）。1955年2月，剧团改为专演 “三义班”剧目的上党梆子职业剧团。1958年7月13日，历经“反右”与“红专”辩论，剧团又改名为“红专剧团”一直沿用至今。

红专剧团的“政治史”与其它剧团大同小异；她的“艺术史”记录，却有不俗的内容。1959年初，红专剧团出人意料地作了一次“北上大同”的举措。要说这次北上的动机，听来让人啼笑皆非：他们不知从哪里听说专区欲调红专剧团6名好演员到专一团。情急之下，果断决策，直奔大同，以期一躲。但千里之外的大同不是上党，更不是邯郸、新乡，人家能听懂上党梆子吗？为保演员，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出发前夕，剧团将《混冤案》、《金狮坠》、《万象楼》（赵树理编剧）等剧目进行了紧张加工，但是能不能在大同站住脚，谁也没把握。这时，不知是谁看过大同的“耍孩儿”，说那戏听起来就像咱们上党梆子的“罗罗腔”。这话启发了剧团的领导，赶忙翻出上党锣戏《小秃取鼓》进行排练，还自编了一个现代“卷戏”《宝鸡山》。心想，即便其它剧目都不叫好，这两个剧目大概能让大同的观众给一点认同。忐忑不安地在大同剧场演出了首场后，观众反映还不错，随之，连续十余场，把上党梆子介绍给了大同人民。当年4月3日《大同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赏花杂记》说：“上党戏独有的艺术风格能给人以明朗、清晰的美的享受……所使用的道白和舞蹈身段的表演技巧，高亢逶婉、优美动听的唱腔，实在令人赞不绝口”。为了表达他们对大同煤矿工人的敬意，演职人员专门深入井下进行慰问；还向煤矿艺术剧院歌剧团学习移植了现代戏《柯山红日》，同时学习了排导经验和化妆技巧。返途时，历经太原、阳泉、原平、宁武、山阴、太谷作了巡回演出。5个多月，开始出来的初衷早忘得一干二净，脑子里装着的都是此行演出的丰硕收获。《长治日报》为此作了“红专剧团获得思想艺术双丰收”的专题报道。

60年代，与上党毗邻的河南新乡地区力邀晋东南剧团到彼处演出，地区推荐红专剧团南下中州。为满足豫北各地上党老乡的欣赏需求，红专剧团打破单一上党梆子的界限，除梆子外，还增排了上党落子《茶瓶计》（选场）、襄武秧歌《吵宫》、《借当》、《小姑贤》。在60年代，一般说来，专业剧团都是演出单一剧种，几种唱腔的剧目同时唱的“风搅雪”现象，早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过时货”。但他们此时的出发点就是：想方设法满足在外地生活的上党老乡精神渴求的需要而不是展示自己上党梆子专业演出水平。对此，《河南日报》、《郑州晚报》、《新乡日报》等均作了较高评价，认为他们的演出“内容充实，艺术形式生动”“；很有山西民间语言特色”；几个主要演员的表演“都给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河南省文化局、文联、剧协为剧团召开了座谈会；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崔蓝田还亲自到团指导了表演和化妆技巧。一封代表观众的来信深情地呼唤：“劝君常到河南地，一过黄河尽故人！”
　　有着这样光荣历史的红专剧团当然不会因为社会政治环境的逆顺而颓萎。当1988年“山西省振兴上党梆子调演”到来的时候，他们为自己多年培育的演员队伍和艺术创作能力充满了信心。他们选择了《西施》（省戏研所赵华云编剧）投入创作，特邀王兴政（省话）刘少华（市文化局）导演，康定傑（市豫剧团）设计舞台美术，高德新（市歌舞团）设计音乐，周海根（市落子剧团）设计灯光，酷暑炎夏进行了封闭式排练。8月赴晋城，一举夺得“综合治理大奖”。编剧奖、导演奖、音乐设计奖、舞美设计奖、灯光设计奖、舞美综合效果奖等尽收囊中；主要演员崔嫦娟（饰西施）、贾庆燕（饰越王后）获金牌，李学斌（饰夫差）、袁有顺（饰勾践）、黄金元（饰伯嚭）、马树红（饰伍子胥）获银牌，陈志军（饰范蠡）获铜牌。创作项目获全奖和演员“二金四银一铜”的收获，使红专剧团在这次调演中声威大振。《山西日报》当年8月21日发表署名“竹青”的文章评价道：“红专剧团演出的新编古代戏《西施》……舞姿绰约，群芳斗妍，一幅幅优美动人的画面、一个个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令人目不暇接，促人不断思索……无论从审美价值或是思想内涵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有此成果，县、市有关部门予以表彰、记功，自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