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抗日村长李善修

活跃在戏曲舞台上的抗日村长李善修

　　李培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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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培朝，泽州县南岭乡裴窊村人，李善修是我的爷爷。早就听姑父翟富中（原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秘书长）和我提起爷爷的年轻时代，知道爷爷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为了写我的爷爷，我走访了村里的许多老人，拜访了许多村里在外工作的老同志。去年的一天，我又走进泽州县委组织部，查看了爷爷的档案资料，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写作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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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李善修，乳名双虎，出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1942年10月1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裴窊行政村抗日村长，管辖裴窊、曹河、段河、小东岺、神后五个自然村。裴窊行政村隶属于晋沁抗日县政府第三区，区公所设在东土河村。晋城解放后，爷爷先后任晋城民风剧团指导员、城关镇副镇长、县劳动局局长、文化局局长等职，后因患病调回南岭，任南岭人民公社革委会副主任。

　　爷爷身材高大，好胜心强。在任抗日村长期间，通信员是李善华，秘书是段世杰，支书（当时叫政治主任）是李善帮，妇会主任是李英（现城区政协离休干部），财粮是李尚余，农会主席是李祥昆。这几个人中，除段世杰是段河村人外，其他人都是裴窊村人。当时只有爷爷李善修和秘书段世杰领有工资，工资是每月1-2斗米。他经常教育大家要努力学习、劳动、创造！他常说：“世界是人创造的，人生于世，还要再创造！”我们李家家族大、人口多，在村里影响大。过春节时，他领头为长辈们拜年，将传统的“三叩首”改为“三鞠躬”。带来一股文明新风，受到大家普遍的拥护。

　　爷爷有胆有略，敢作敢为。身为抗日村长，带领民兵打仗特别勇敢，鬼子和伪军都很怕他。姑父翟富中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回，坐落在神后村北面山岭上的高升堂正在唱戏，爷爷李善修带领七、八个民兵上庙“看戏”。姑父也是其中之一。戏已经开唱，爷爷箭步上台，让戏停下，只身站在台口正中央，从容发表抗日演讲。他说：“鬼子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我们要……”只讲了几句话，台下看戏的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讲话人就不见踪影了。在台下，按事先安排，已经把那个正眯缝着眼，咧着大嘴巴看戏的日本厨师包围起来。爷爷在台上话音刚落，民兵们揪着“厨师”已到了庙门口。爷爷一到，大家急行军跑到北岭村，随即找一个院子进去，爷爷给"厨师"训话，要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第一，不得跟鬼子一起胡作非为，欺负老百姓；第二，随时传递日本人的情报。这两条他都一一答应后，才放他走人。爷爷和民兵们急速撤离。当返回南岭的半坡上时，就听到高升堂那里响起了枪声。

　　爷爷常常不分白天黑夜工作，多少次遭受日寇的追杀。李同年，80多岁的人了，我到省农大找到他，一提起我爷爷当年的事，他就泪流满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给我讲到，爷爷一次一次被日寇追捕，非要在全村搜捕他，活捉有赏。一天中午，爷爷正光着两个脚丫子，圪蹴在凳子上吃饭，突然接到情报，日军已到村中扫荡。很快就听到日军皮鞋走路“踏踏”的声响，爷爷急忙从院墙翻出，从村后的梯田一栅一栅地往下跳。鬼子的子弹贴着头皮飞过，他急忙躲在一个草丛里才保住了性命。鬼子扫荡村子，烧杀掠抢。为保护群众、粮食和牲口，他带领群众分户布置，空室清野，掩护群众上山下沟。靠着抗战必胜的信念，顽强地保卫村子。

　　现已89岁高龄的李英，她丈夫是位革命烈士，当时她是村里的妇会主任，与爷爷一道干革命工作。她和我说：“你爷爷一次又一次从村后的小土洞里接到指示，一次又一次从组织上接到鸡毛信，秘密与党组织配合，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常常饿着肚子，躲到高升堂山上，与上级联系。”当时，那个送鸡毛信的儿童团员，就是那位后来在北京工作的我的姑父翟富中。

　　他是一位保家卫国的抗日村长，更是一位杰出的宣传革命真理的抗日村长。每年大年初一，就把全村的人集中在一个大院里，讲党史、上党课、讲革命故事。他还秘密发展党员，在山崖底下，大柿子树下，向党宣誓，传播革命的火种。

爷爷能打会唱，能编会导，是个门门通的戏剧活动家。我们裴窊村从清代就有秧歌演出团体名叫“怡悦会”，清末民初已十分兴盛。爷爷从小喜欢秧歌，二十岁左右时，已打得一手好鼓板。裴窊村西北有个五峰山，每年的三月三，邻近的三庄五里都要有一伙一伙的八音会前去进香。名为进香，实为竞赛。爷爷头戴小衬帽，身穿长衫、马褂。与他搭手的也都与他年龄相当，志气相投。每人肩插三角形红色“令”字旗，来到山顶排开阵势，与南来北往的八音会要见个输赢。直至获得“还是裴窊八音会”的赞誉，才欢欣而归。

　　1943年，晋沁县为了鼓舞民众参加抗日，在县长宋醒民的支持下，成立了晋沁县政府土河文工团。常自编自演一些小型剧目，如《打拦车》《反扫荡》等。时任抗日村长的爷爷，常来常往于土河村，就常去文工团。一来二去，与土河文工团团长陈文堂等混得十分熟悉。于是，他们商议着要借“文工团”这块招牌，搞一个包括现代戏、干板秧歌、上党宫调在内的综合性艺术演出团。

　　方案确定后，爷爷即亲自出面招兵买马。请来了上党梆子流散艺人阎发生、陈小富、段小春、翟文全、吴买成、原晚印、杨长土等，还请来秧歌把式寨西人石斌全、冶底人赵软炉。当年10月1日，在裴窊村举行了首次公演。演出剧目有梆子《酒楼洞房》《探母剌宗》《杀狗》《黄鹤楼》《苦肉计》等，有秧歌《小姑贤》《下棋》等，还有配合抗日宣传，自编自演的抗日小歌剧、快板等。此后，在段峪、冶底、南村等地进行了巡回演出。

　　爷爷是这个综合艺术团的发起人、组织者、领导者，也是艺术总指挥，人称“万宝全”，在舞台上缺了谁就顶谁，这样裴窊村行政村的日常工作由村警李善华主持，爷爷李善修领着文工团到解放区进行演出，有时也到敌占区。因演出时所在村社无需付出什么代价，仅出伙食、油灯、化装费，自然是很受欢迎的。 

　　每到一地，爷爷都要登台演说，宣传革命，宣传抗日，鼓舞士气，活跃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因他的讲话富有艺术性，常引得观众阵阵欢笑。1944年5、6月间，艺术团突然来到城内“遥拜场”（原新市街后运动场），演出了抗日除奸剧目《杀狗》，随即离开城关。节目演出时，扮演日本鬼子的演员还高喊口号：“打倒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因当时日寇即将投降，晋城面临全面解放。这个文工团的许多人，都担负有地方工作，因而只好停止活动。这个团虽仅活动了一年多，却在戏曲艺术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5年晋城刚解放，当年6月爷爷就被调回县政府文教科，并着手筹划民风剧团。该团成立后，他从1946年3月起便担任了剧团的指导员，直至1954年6月止，一连干了长达八年。民风剧团成立后，县里又相继成立了民乐、民声两个上党梆子剧团。但这三个剧团中，民风剧团名列前茅。因为民风剧团是由东四义鸣凤班演变而来的，继承了鸣凤的艺术传统，有一批好剧目，如《彩仙桥》《夺帅印》《锁阳城》《三阴阵》《金玉佩》等，并且有金圪塔、银洞等一批好演员。尤其是积极排演了《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等现代戏，受到群众欢迎。1951年，爷爷将秧歌传统剧目《洗衣计》进行整理，并配以弦乐，由剧团作垫戏上演。后又改编《卖油郎独占花魁》，也在剧团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演出。

　　1956年，爷爷任城关镇副镇长时，剧团的人仍与他常来常往。演出《黄河阵》时，他与剧团的指导员陈玉富同志，亲自去牛匠岭制作该剧特用的头盔和道具。

　　1958年任劳动局局长时，一提起戏来，还是精神焕发，有说有唱，把个劳动局闹成“戏剧局”。剧团要参加地区自编现代戏调演，剧团负责人李近义、李伯相找到他，要求给个主意。在这方面他是有求必应的。这时，爷爷回想起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晋城发生土岭事件时的一桩血案。当时，我二爷爷是李寨牺盟会的书记（秘书），掌握着地下党的文件，他当时避难住在老家，看局势已缓和，担心文件丢失，给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便去李寨取文件。家人反复劝阻无效，自己执意前往。不料返回途中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人员围捕打死，扔在荒野外的一个煤窑之中。同他一起被害的还有一名地下党员--李寨乡秋泉村的李吉善。二爷爷的名字叫李善养，排行老二。爷爷李善修排行老三。事后，党和政府追认二爷爷李善养为革命烈士。爷爷得知二爷爷的死讯后，悲痛万分。第二年春，想方设法找回二爷爷的尸体。带着刻骨仇恨，爷爷运用十二月事变这个血淋淋的事实，以晋城牺盟会为背景，结构了一个《地狱与天堂》的故事，揭露反动派的罪恶，歌颂烈士子女"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地狱与天堂》由晋城剧团排成戏后，参加1959年3月的晋东南专区文艺调演，获得好评。当时的《晋东南报》还专门刊载了该剧的剧评。

　　此后，爷爷又调任县文化局当局长，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又是一个长达八年。中间一段，虽曾离开过文化界，但仍是“藕断丝连”。

　在任文化局局长期间，爷爷始终以晋城上党梆子剧团与晋东南地区上党梆子剧团抗衡。一遇观摩会演，他夜以继日地蹲在剧团，参加改本子，排演加工，并亲自带队出席观摩。重视对编导人才的培养使用，凡有创作能力的人，他都重用，不论专业的、业余的，都给予创作任务，让其参赛。将创作骨干原金龙、祁重生等紧紧拉在他的身边。在他的参与和支持下，1959年改编《议思缘》为《缴宗害岳》，1960年改《夺秋魁》为《抗金点元》。赵树理在一次讲话中曾说到：“改得许多地方很得劲，就是因为修改者对旧本熟悉，是个'通家'，知道原本子的精华所在。”

　　1962年，爷爷亲自带领上党梆子剧团，随县慰问团到河南、河北两省进行演出，扩大了上党梆子的影响。1963年，爷爷还将《裴窊秧歌》《七干秧歌》《城关秧歌》树立为三个重点，争取晋东南地区文化局给予经济上的补助，还亲自传授了《小姑贤》、《断桥亭》等戏。在他的直接支持下，由杨森、祁重生、田安法等创作了现代戏《丹河湾》，于1964年参加了山西省现代戏汇演。《山西日报》还发了剧评。与此同时，由李近义、张效武创作的现代戏曲《喜日》，也在省城进行了会演，《太原晚报》发了题为《喜上加喜》的剧评。

　　爷爷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而奶奶却在背后给予了不知多少支持和力量。奶奶裹着一双小脚，既要干家务，又要种田养家，还要帮助别人打场、放牛、看孩子，受尽了人间的苦和累。

　　听奶奶说，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爷爷被戴上纸糊的尖尖帽，脖子上挂着二尺宽的写着“反革命”的招牌，天天被批斗，头部多次被打得受伤出血。村里老人讲，批斗时一整天不让送饭给他吃，还要游街，从东关游街到县委会，还陪赵树理一起挨批斗。被“管制劳改”，在人民广场毛主席像前磨地板，身心遭受了严重摧残。但他把这些屈辱埋藏在心里，连家里亲人也不愿告诉。

　　爷爷病重后，回到老家，正赶上我高中毕业。当时，爷爷已经不会说话，口不进食，尿在床上，不知人事。那时，奶奶不知怎么活在人世间，眼看着爷爷的病情日渐加重，只好拍电报给北京的姑姑，让她回家一趟，见上一面。可是那时的电报需要好几天才能收到。坐火车到晋城，从晋城回老家没有汽车，要走六十里山路才能回到老家。当姑姑回到家，爷爷已经不会说话。因弄不懂爷爷想说什么，我只好找来一个小黑板，放在爷爷的手上。但爷爷只是在小黑板上写下两个字：“革命”。这时姑姑已是痛哭失声，手里握着二斤全国粮票交在爷爷手中，叫了一声："爹，我是玉琳，回来看你来了。"

　　爷爷去世这一年是1981年，我清楚地记得，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张积宽在追悼会上致的悼词，没有设灵棚，丧事办的非常简朴。我们连个头也未叩，每人胸前带了一朵小白花，向爷爷的遗体鞠了三个躬，用汽车把爷爷拉在了东岭坟上。

　　爷爷的一生全部献给了党的抗日事业和戏曲事业，他从未以权谋过任何个人私利。他又是晋城解放前后，组织革命文艺活动的关键人物，人们心目中的抗日村长！李近义所著的《泽州戏曲史稿》一书中，还专门为爷爷立传，称爷爷为“戏剧活动家”。爷爷所热爱的裴窊秧歌为代表的泽州秧歌，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在县里多次参加汇演。

　　作为爷爷的嫡孙，我将永远牢记爷爷的光辉形象，发扬爷爷的革命传统，继承爷爷的革命意志，永远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来源：《泽州新闻》2015年11月11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