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简介 - 【舞文弄墨】 - 上党戏曲论坛 - 梆子|落子|二簧|鼓书|八音会

赵树理（一九○六－一九七○）山西省沁水县人，享有盛誉的人民作家，“山药蛋派”的创始人。历任工人出版社社长，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山西省沁水县委、晋城县委副书记等职。他直接继承“五四”新文化传统，成功地解决了“五四”以来文学大众化问题，并在长期创作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和鲜明的审美特征。在他的笔下，中国农村的现实和农民的命运被反映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人们称赞他是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从赵树理开始，中国农民才真正结束了“被描写”的时代和命运，真正开始能够自己描写自己。

众多回忆者和研究者均谈及赵树理对家乡戏曲上党梆子的热爱和所表现出的娴熟技能；赵树理是解放区作家中为数极少的兼小说创作和戏曲改编、创作于一身且两方面都取得显著成就者；他的小说被改编成戏曲的数量之多、剧种之多，在一个世纪的中国作家中，不作第二人想；更重要的是，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基本上是小说创作与地方戏曲改编和创作同步进行的。这些事实都说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和戏曲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内在关系。众多研究者在考察赵树理的小说时，也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古代小说和地方戏曲的深刻影响，但往往或把这一重要的文体特征归人大众化、通俗化创作的层面讨论，或强调“评书”和古代白话小说对他的影响；对于地方戏曲在其小说文体构成中的深刻影响，则往往概述之，因此忽略了一个明显的问题：赵树理的小说被广泛接受并且产生巨大反响，乃至成为“方向”，与当时各解放区的戏剧活动轰轰烈烈、观者如潮，难道是平行的两道路轨，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赵树理的很多小说里人物活动涉及庙会唱戏或“正月扮故事”、自乐班、梆子戏等社会背景——由此可见地方戏曲已经成为赵树理和他笔下的人物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有意无意地流溢于小说叙述之中。山西上党梆子的剧目特点是宋代以后的故事多，忠臣良将戏多，叙事一般具有情节结构和象征结构的对应性。显在的情节往往是忠臣良将（好人）被奸人构陷或昏君冤屈，流亡或避匿，最后昭雪；从象征的层面上看，可以归结为真相（社会正义）由被遮蔽到彰显的变化，而这一象征几乎笼罩了所有的中国古代小说和戏曲，因此是传统审美文化心理的普遍诉求。有论者指出赵树理的小说有一种“清官”意识，自然可以找到多方面的源头，但是和他本人长期受戏曲熏陶的文化心理也应该不无关系。

从地方戏曲的角度考察赵树理的小说，我们必然也只能从他常常道及的上党梆子的基本特征和艺术独特性入手。通过对赵树理小说的细致剖析，可以发现其小说文体在多个方面的特征，与上党地方戏曲有着明显的借鉴关系，即：人物形象塑造“类型化的性格化”，情节结构的场景化，韵散结合的叙述方式。

人物塑造“类型化的性格化”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赵树理常常采用“类型化的性格化”方法，以冲突的审美效应来冲淡、消解伦理教化内涵可能带来的生硬板滞。今天的研究者大都认为《小二黑结婚》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的不足之处在于主要人物小芹和小二黑成了“观念的传声筒”，而次要人物两个神仙却很有个性。单纯从小说批评的角度讲，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不过如果联系思考上党梆子特有的脸谱传统和当时接受者对戏曲叙事的特殊要求，就会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仅是作者呼应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结果，还有其更为深刻的审美发生学基础。

上党梆子形成于明末清初，剧目以封神榜、三国戏、说唐戏、杨家戏、岳家戏为主。所塑造人物质直古朴，单纯豪放，火爆炽烈，忠奸分明。它的脸谱也具有同样品格：线条粗犷、笔法简练、对比鲜明。最早的脸谱画法简单，只是用红、黑、白三色简单区分人物的类型和性格：红意味刚，白象征奸，黑代表猛。嗣后随着艺术的发展丰富和外界的交流，脸谱逐渐类型化、艺术化，完善成有章法有特点的脸谱造型。为了提高表现力，使线条，色彩有所变化，甚至采用黑白相间的灰色，红白相间的粉色，红黑相间的紫色。尽管谱式发展了完善了，但用色基本还是红、黑、白三种。——此“三原色”的脸谱设计传统，事实上说明了一种淳朴的世界观和伦理标准，也表明这一剧种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粗犷风格。上党梆子的行当方面，须生的作用最突出，其次是净角、青衣和武小生。——在赵树理的小说里，具有最终裁决权的县、区干部，代表社会阻力的父母或者流氓（二诸葛、阎恒元），代表社会正义和发展方向的农民（小二黑、小芹、李有才等），分别承担了这几种角色的叙事功能。

赵树理对上党梆子传统剧目《三关排宴》的改编，体现了他对这种场景化叙事的娴熟运用，第一场戏使用了关前、帅帐两个场景，就交代了宋辽争战几十年的家仇国恨渊源；而最后一场“责子”仅用了帅帐一个场景，其间人物上下场颇多而线索明晰——这应归功于作者对戏曲程式的深入了解和把握故事的能力。当他的这一能力转化应用到小说创作方面时，就成为显在的文体特征：以场景衔承事件和过程，空间转换迅速而避免产生突兀之感，人物行动成为场景运动的贯穿线。《三里湾》的开头，就以玉梅的行踪勾连旗杆院、金生家等场景和众多人物及其关系；而这部小说若干章节标题的设计，则体现了戏曲结构艺术对赵树理小说结构的内在影响。“船头起”、“老五园”、“黄沙沟口”、“站得高、看得遍”就是明显的例子。这几处景象的描写不仅完全融和在故事的叙述中，而且叙事移步换景式地跟随着人物的活动展开，同时这些人物的活动，又是以他们自己亲历其境的眼见和口述告诉读者，事实上相当于舞台表演的对白和独自。——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这几处的叙述，明显是以张信的语言为主导，而何科长充当了亦步亦趋的角色，菜园的老汉等引他们进入画面或者说舞台后，就退场了。这非常像一出折子戏，“说”的特点非常清楚，顺次道来，不枝不蔓。为了激生波澜，作者又让画家老梁先在隐处发声，造成视听和阅读上的期待，然后从树上下来，这种人物出场方式也是充分戏剧化了的，只不过把舞台幕布换成了一棵大树而已。这种场景化的情节单元链接，保证了故事进程的连续性，而且显得笔墨经济互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