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仙姿香韵领群芳
正当黎城落子像夹缝中间的山花、拼命汲取可怜的社会资源、蓬蓬勃勃繁荣发展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突如其来的灾难，犹如骤遭水火，身处上党盆地的黎城落子戏班，霎时就陷入了灭顶之灾。
起初，是炮火连天的环境使得艺人们难以维持谋生的演出；再后来，是日本鬼子仇视艺人们不为他们宣传“王道乐土”，就把艺人们作为他们屠杀的对象。比如落子艺人呼天保，本是个搭班唱戏的小旦演员，还比较有点名气。日本鬼子抓到他让他为和“皇军”服务。呼天保不肯，鬼子就威胁要杀害他。幸得大家帮助，他才从虎口脱逃出来；再如上党落子著名演员杨福禄（放羊孩）在平阳府演出时，正遇日寇扫荡，险遭杀害。演出不成，衣食无着，只得沿路乞讨，转回家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刚刚走上发展道路的黎城落子，一下子就落到濒临灭绝的境地。
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为了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寇的侵略，就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进行宣传。黎城落子的艺人们同仇敌忾，主动加入抗日行列，为国效力，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了革命文艺的领导人。
1936年，原在壶关辛村“新乐意班”（黎城落子）唱戏的艺人王聪文，受我党文艺思想的影响，收集了上党戏经常演出的100余个剧目，按抗战时期的要求，把它分为必须禁演、暂时不演和可以演出三大类以及必须禁止艺人吸大烟等事宜，上书山西省（阎锡山）政府，如石沉大海。次年，他又以此问题再次上书五专署（阎政权在长治的行政机构，统一战线性质、为我党控制）。这次上书，当即引起专员戎伍胜（我党人员）的重视。随即专署就任命王聪文为“长治地方旧戏视察员”，专司对传统戏的调查研究。这是上党戏曲首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视察旧戏的过程中，王聪文与他在“新乐意班”的老伙计程联考、申川亮、王胖则等人，谈起对旧戏的改造，颇有同感。他们觉得，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演出团体来实现这个目标：用健康丰富的民族文化来唤起民众、共同抗日。他们也看到这样一个事实：1937年10月，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太行山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师（刘、邓部队）政治部及延安鲁艺等机关，组织了不少宣传队对群众进行宣传，很受群众欢迎。艺人们没有那么多的政治理论，编新节目感到比较吃力。但可以用健康的传统戏对群众进行气节教育。他们把“改革旧戏剧、改造旧艺人”的想法写成建议书报告了太南五专署（抗日政权），抗日政府同意他们尽快筹划办一个剧团。
剧团，是新名堂。以前艺人们的组织先叫“××会”，是自娱性质的；后来改叫“××班”，是经营性质的；如今要成立剧团，是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思想政治组织，那就得多用点心了。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设备———戏箱。这，他们计划租“新乐意班”东家金全的，他们是从新乐意班出来的，知道这儿戏箱比较全；至于人员，挑梁的也全是新乐意班的角儿，另外再找点儿人也不是问题———好多艺人都“猫”在家里呢；排什么戏？这可得琢磨琢磨了：新剧团不能演老戏，得弄两出“新戏”（像“鲁艺剧社”演出的那种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戏）。虽说艺人们文化水平都不高，但王聪文、程联考都能舞两下笔杆。把这些都谋划好了，他们就向政府报了方案。
1938年春天，以王聪文、程联考为首的20余名黎城落子艺人，齐集于长治城东门外的中山头村，宣布成立“晋冀鲁豫边区第五专员公署抗日改进剧团”。此剧团名可以解析为：“改进”，是要在旧戏班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编演新剧目；而“抗日”就更明确地宣告了剧团的政治性质。1939年5月1日，根据山西省抗日形势的需要，又改名为“太行牺盟中心区抗战剧团”。边区政府正式任命程联考为指导员，王聪文为团长。1943年，中国共产党发出“争取二年抗战胜利”的号召，晋冀鲁豫政府太南行署指示：“太行牺盟中心区抗战剧团”易名为“太南胜利剧团”。此后，胜利剧团的归属虽几经变化，但团名始终未变。直到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剧团归属长治专署领导，改名为“长治专区胜利剧团”。1954年春，长治专区行政公署作出“撤销胜利剧团、建立专区一（上党梆子）、二（黎城落子）分团”的决定，由潞城县“大众剧团”和胜利剧团部分落子演员组成“二分团”（胜利剧团原上党梆子演员划归“一分团”）。这就是上党落子叫“专二团”的由来。在专区剧团随后参加的“山西省第一届戏曲会演”时，山西省文化局出于地域、规模、影响及代表性等等因素考虑，决定将“黎城落子”定名为“上党落子”。
从1938年到1954年将近15年的时间里，胜利剧团作为上党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戏曲文艺团体，不但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政治贡献，更重要的是，作为艺术团体，她为黎城落子向上党落子的发展创造了无可比拟的艺术辉煌。
她较早地意识到了“古为今用”、“反映现实”的艺术改进规律。从王聪文上书五专署、要求对演出剧目进行分类管理获得批准、成立“抗日改进剧团”起，他们就矢志不渝地履行了自己的理想。建团初期，剧团就上演了自编的历史剧。像《岳母刺字》、《风波亭》等。稍后，他们又深入生活，收集素材，创作了现代戏《神头岭战斗》、《防空计》。不难看出，这是配合抗日战争的；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程联考仅仅根据一张登载有“茂林事变”的边区报纸，一黑夜写出剧本，两上午就排成了戏。当即就在黎城东阳关对群众进行了演出。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戏曲现代戏的演出规律，只是根据古装戏的演出规律，让剧中人物叶挺（新四军军长）扮生角，顶帅盔、扎绿靠、披绿蟒、持大刀上场，“踩五步”升帐，自报家门曰“本帅叶挺！”；而新四军政委项英则扮为“八卦生”，穿马褂、戴扎巾、腰挂宝剑；至于国民党将领汤恩伯等则是三花脸打扮，双方军士都穿龙套。包装虽荒诞，可是老百姓却看得津津有味。
她始终把直面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生活作为自己的创作主旨。胜利剧团存在的15年，是胜利剧团以艺术作武器、能动地反映历史进程的15年。他们创作的数以百计的戏曲现代戏，充分反映了胜利剧团与时俱进、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品格。从抗战时期创作的《洋车夫杀敌》、《大战平型关》、《台儿庄》、《神头岭大战》、《茂林事变》（即“皖南事变”）、《难中难》、《天津卫》、《汪逆叛国》、《窑洞保卫战》、《石寸金发家》，到解放战争时期创作的《双转意》、《李来成家庭》、《二流子转变》、《一担水》、《一条手巾》、《李顺达发家》，特别是剧团向部队文工团学习移植的《血泪仇》、《白毛女》等剧目，都起到了动员群众、配合中心任务、积极反映现实生活的巨大推动作用。
她的成员始终把自己放在血火洗礼的漩涡中进行创作和演出。1940年秋，剧团在壶关县魏家岭村演出，将近结束的时候，发现敌情。为使乡亲们看完演出，剧团一方面加强警戒，一方面做着紧急转移的准备。刚刚撤出演出地，日伪军就赶到了，没有抓到人，他们就放火烧了舞台。1947年夏初，程联考、王聪文带领胜利剧团和屯留县绛河剧团、潞城县大众剧团共同赴豫北前线（汤阴）劳军50多天。他们一到战场，就组成临时担架队抢救伤员。部队在那里作战，他们就在那里支援。战争间隙部队修整，他们就开始演出。《白毛女》、《血泪仇》、《三打祝家庄》。剧团以自己的言行证明：他们是带着真正的的感情为人民大众服务的。
在强调政治责任感的同时，他们更强调演出的艺术效果，为此 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采取了许多旷世之举。如果说建团伊时穿旧戏服装演现代戏（如《茂林事变》）是囿于所见、啼笑皆非的话，那此后的现代戏演出就是虽受抗战特殊环境的制约、但充分调动了革命艺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创出了许多“惊世”之作。剧情需要大山背景，他们就在舞台上垒石为山；剧情需要树林为荫，他们就折枝为林；剧情需要枪炮效果，他们就做成纸甩炮演示；剧情需要昼夜交替，他们就将舞台照明用的汽灯套上彩绸罩、用以演示日月更流……在当时的太行太岳根据地，他们演出现代戏的声誉是比较高的，边区政府也屡给予嘉奖。他们创作的《一条手巾》、《双转意》两个剧本还在太行文联的刊物上发表。
胜利剧团以自己的成就吸引了大批上党戏曲名艺人到团演出，提高了剧团的演出质量，也为剧团的发展和壮大储备了人才。从1943年冬天开始，著名上党梆子艺人段二淼、“北凰旦”关聚保、“苍蝇丑”宋新法以及李秃则等人，就先后主动找到剧团要求参加演出。他们的到来，不但壮大了演出阵容，还带来了上党梆子的优秀剧目如《雁门关》、《柳春院》、《呼雷豹》、《九仙台》、《杀狗》、《清河桥》等。这又使胜利剧团的演出水平在边区各个剧团中名列前茅。反过来，段二淼通过饰演现代戏《双转意》、《李顺达》中的角色，也为上党梆子演出戏曲现代戏拓开了路子。
因此，作为胜利剧团和革命老区文化战线的代表人物，王聪文1949年9月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在大会作典型发言；1952年出席全国戏剧工作者代表大会、并由《人民日报》发表他的讲话稿，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对不起，将近60年前的记忆，可能错了。王东则有印象，好像看过他唱。旧时，村里的人常议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