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转帖]上党名角——吴 婉 芝

高平的戏班很多，名角也多，名震三府的戏班有万亿班、三乐意、常乐意、永顺班等。清朝末年，高平苏庄的“永顺班”名声最大。据《高平县志》记载，该班被公认为“上八班”（上等戏）。当时，周围县凡遇大的庙会和祭祀活动，都以能聘得永顺班来演出为满意。上党梆子著名演员郭金顺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十岁时，随其父进该班学艺，就拜了上党名角赵清海为师。另一个班叫“三乐意”，这个班名震潞安府八县，泽州府五县，群众中流传有“东宅三乐意，看了出火气”，“宁可一天不吃饭，舍不得误了一场戏”。一九三O年腊月初八，郭金顺（时年十五岁），在《挂龙灯》中饰赵匡胤，从此一鸣惊人，获“小红生”称号，当晚郭拜师入“三乐意”。此后，“三乐意”名声大振，各路名角不断加入，戏目也越来越丰富了。后来出名的戏班叫“万亿班”，在五府八县有较大的名声。主要名角有郭金顺、徐贵生、廉明昌、申银洞等。
这么多的好演员，也就造就了一大批优秀观众——戏迷，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那时唱戏的大都在草台或庙院舞台上演出，观众都是站着看戏。戏场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台上的演员嗓子要超过台下的吵闹声才行。舞台上照明是用麻油老灯，比较昏暗，观众只能看个大轮廓，稍站远点，演员的鼻子，眼睛、嘴巴就看不清了，但观众听音辩人的能力很强，台上演员出来唱头一句，台下就有人知道了，而且很准。
戏场周围遍布各类摊点，有固定的、有流动的，声音各异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无形中与台上的演员较量起来。如果台上的压不住四周的叫卖声，戏就唱凉了，砸场了。那时唱戏的好唱对台戏，有时三、四台对唱。凡对台唱者，班社都是实力基本相当。谁家的戏夺了魁首，不但赢了戏价，对戏班的名望，日后的戏价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争夺观众就成了关键。尤其是有的对台戏是名符其实的面对面演出，两台之间不过数百米，台下的观众一会儿跑过来，一会儿跑过去，谁家的戏台下观众多，谁家就赢了戏。这种场合不仅亮演员，而且要亮行头，亮拿手剧目。一九四三年，万亿班赴长治七月初一大会，会上五台戏对唱，万亿班艺压群芳，从此红遍五府八县。
高平人不但喜欢看戏，而且人人会唱、爱唱，田间地头，闲时忙时都是唱。解放那年，我刚十二岁，特别喜欢看戏，场场不误。
村里成立了一个剧团，全唱的是秧歌，演员都是我们村里的十八、九的大姑娘，小伙子。当时我哥及本家一个嫂嫂都在剧团唱戏。这本家嫂嫂是剧团的台柱子，人长得相当漂亮，每个戏里都有她的角色，有很多人不是看戏，而是专为看她而天天早早地坐在台前。
剧团当时演出的剧目有《王和尚卖妻》、《打春桃》、《懒汉转变》等几出戏，光《王和尚卖妻》就有好几本。刚解放时，一切都还没有完全就序，演出时的条件差到极点，艺术水平则更不上了。台子很小，只有两张席子那么大的地方，中间放一张桌子，桌子两边各放一把椅子，上面吊一麻油老灯。演员则各穿各的衣服，打打灰、抻抻拽拽就上场了。脸上什么也不涂抹，被麻油老灯一照，说不清什么色儿，别提多难看。再说唱戏，台上没有任何伴奏乐器，演员木木地走到台前，唱上几段秧歌，或站或坐或走，没有一点表演成份。就这，每逢演出，台上台下人挤人。
那时我虽小，但戏瘾却不小。排戏时有我，看戏时我也在，绝对的优秀观众。父亲见我看戏就打，而且朝死里打，有一次把铁锹把儿都打断了。为了限制我去看戏，父亲每天让我纺四两棉花。
天！我才十二岁，那是整整一天不歇手也完不成的活啊！我那时很贪玩，调皮的厉害，纺一会儿棉花就跑出去玩一会儿，或着爬到假楼上拿软枣吃，用以充饥。父亲每天只给我和弟弟准备一点吃的，根本不够，而他每天去对门那家吃饭。
为了这四两棉花，我真是吃尽了苦头，挨了数不清的打，每天就在纺棉花、玩、挨打三重奏中度日。
村里的姑娘小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兴了结拜风，我的小姐妹不少，当然也不例外。我大哥结拜了八大弟兄，我呢，加入四姐妹中。尽管家庭困难、伙食差，但我的个头则一下子长高了，四姐妹中我最高，排行老大，随介排老二、法女是老三、东莲个子最矮，排在第四位。东莲的父亲是八路军的村长，随介的父亲是剧团的团长，她们家中没有限制她们看戏或玩，而法女有母亲疼她，只有我每天得纺棉花，何况父亲一出门就把院门上了锁子。尽管院墙仍是用土坯或石头填在塌缺处，而且一推就倒，但我仍不敢造次，父亲的拳头时刻在眼前晃动着呢！
我们既然是姐妹，一定会常在一起玩了。她们常常翻墙到我们院里玩，帮我纺棉花。但大多时候是到东莲家玩。先用砖在院墙边垒一台阶，把纺车搬到墙头，那边有东莲她们接下去，然后我再翻过去，到她家后，替换着玩。
人闲车不闲，边玩边干边唱。戏里有什么我们就唱什么，而且学得很像，很有韵味，有时还洋洋得意，认为剧团人唱的也不过如此，有的唱段还不如我们唱得好呢。
不久，村里的剧团垮台了。随后，东莲、法女、随介三人都进了剧团，只有我不敢和父亲说，实在被他打怕了。
但不久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一生。
有一天，我和大哥在门口站着，对门那女的不知何故瞅了我一眼，后来不知是我的结拜姐妹还是我大哥的八大弟兄告了她，总之是村里人把对门那女的抓了起来，妇女主任还打了她，并让我和弟弟去诉苦。
对门那女的长得很漂亮，脸面白净净的，五官分布得很均称，个子高高的、细细的、小脚是真正的三寸金莲。她穿戴很整洁，同样布料和样式的衣服穿在她身上就格外地顺眼，与村中大部分不注意修饰、整天蓬头垢面的婆娘们比起来风光多了，走路如同风摆柳似的。每每她走过去，总有些婆娘在后边点点戳戳，名声不太好已有好久了。但我很小，又没有与她说过话，一连四天，我诉苦的对象成了父亲，全部讲的是他如何打我，原因是什么，打到何种程度，家中因此缺少了哪些家伙等等，苦水吐尽，也没有和对门那女的接起来。
不知怎的，有人将父亲的虐待与她的关系联上了，于是又锣鼓重敲。她交待，我们两家是儿女亲家，已经定好了，让我嫁给她儿子，我弟弟娶她的女儿，父亲和她合过等等。这么一说，众人泄气了，管了半天是一家人的内部事。这时，剧团提了一个条件，“让婉芝到剧团，不许打骂，回家迟了也不许打骂”等，他同意了。
当下，就放她回家了。
从此，我来到了剧团，也糊里糊涂地成了对门的未过门的媳妇。

朝阳剧团的团长叫张仁义，王连生则担任了指导员职务。他们这个团影响大，名角多，演技好，我们村剧团的人常常跟在他们后面，看排戏，瞧演戏，还跟着他们去别的地方看戏。
有一次，沁源绿茵剧团到王瀑给伤残军人演戏，当时称为“劳军”。绿菌剧团当时的名声很响，而且听说剧团的人都穿二尺半长的军装，可威风了。所以一听说他们要来，就跟在朝阳剧团的后面，步行十多里路赶到了台下。
那时心劲儿可大了。
绿茵剧团演出的剧目有《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赤叶河》，我们都是第一次看这一类戏。戏没开演时，我钻到后台看了看，把我羡慕晕了。剧团的人不分男女，个个穿着身长二尺半的灰衣服、腰扎宽皮带、带灰色帽，腿上还打着裹腿，和真正的军人一样。不仅穿戴精干整齐，而且演员的长相都很漂亮，不像我们村剧团的高高矮矮，胖瘦不均。这都是次要的，他们的演出效果才叫好哩。演员脸上画着粉妆，眉眼特别清楚，显得齿白唇红，脸蛋上的胭脂红红的，在麻油灯下显得格外漂亮。她们演出时都穿着专门的演出服装，表演动作也很多，面部表情随着剧情发展很传神，和我们的素面登台、穿着自己的衣服、表情木木的在台上干唱简直无法相比。《白毛女》演到后边时，台上台下都激愤起来，观众哭成一团，当兵的则拿圪揽（木棒）抓土块要上台打黄世仁（地主）。一部分人则卖命保护演员，叫喊声、口号声及小孩被挤的哭叫声连成一片。
我在台下也哭成了泪人。
我感到，自己的演技差远了。
天外有天。
四七年的秋天，朝阳剧团散了，走了三十多人，好把式曹怀胜（唱武生）、刘卫祥（演旦角）等都被旧掌班焦朝仁带走了。
阳历九月十七，区政府通知围城剧团（我们村的剧团）去二区演一场。父亲知道后，急忙把我送到我姐爱枝家。姐姐家离围城一里多路。我的结拜姐妹偷偷跑去告诉我说，万亿班也就是朝阳剧团在大寺庄演出，我们村剧团和他们同台演出。我一听就急了，后来才想出了这个主意：从村里到大寺庄的官道有一岔道，我提前在岔道口等，等车（马车）过来后再挤上一块去。终于去成了。
到了大寺庄已经下午了，万亿班的戏正演到红火处，区里人安排我和东莲演《姐弟逃难》，这次演出又大获成功，台下一直一片叫好声。这戏只有一个多小时，很快就演完了。接着吃饭，吃的是面条。事顺了什么都行，那天普普通通的面条硬是让我体会出香的感觉来。
刚放下碗，区上人叫我去化妆。化妆，化妆是干什么，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个词，到跟前一看，原来就是往脸上涂粉抹红。嘿，你别看这是简单的画了一下，抹了些胭脂，嘴唇上涂了点红颜色，竟让我们比平时漂亮了许多，当时的感觉好极了，对着镜子前照后看的，一会儿咧咧嘴，一会儿顾影自盼，特别兴奋。在我印象中，那天的感觉最新奇，也是唱得最卖力的一次。接着上台演了《光荣花》，张仁义饰哥哥，我唱嫂嫂，东莲扮妹妹。《光荣花》写的是哥哥要去当兵，嫂嫂拉后腿，妹妹劝嫂嫂支持丈夫参军的故事。用太谷秧歌形式演的，结果也很成功，下台后，我和东莲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说这是“嫂嫂”，那是“妹妹”，赞扬的话不绝于耳。
朝阳剧团因焦朝仁带走了尖子演员，许多戏无法演，就让我和东莲去补了两个角色。以前，上党梆子剧种没有女演员，剧团里的旦角通常是由扮相特别好的男同志来演，走路坐姿坐态都是拿捏着，演旦角的男演员身后经常追逐着一帮姑娘、小媳妇。一般演旦角的男演员都长得很漂亮，有的长相需要用俊美来形容，如果当红的旦角不出场，戏单上没有他的名字，那现场就会冷冷清清，很伤别的演员的自尊。
演员这个职业很有意思，个性属张扬型的，需要观众捧着。观众越多，反应越热烈，演员演出时越卖力，恨不得把浑身解数都亮出来，如果台下稀稀拉拉，仅有的还在下边互拉家常，那就对不起了，脸上的表情呆滞，只恨过门太长，戏词太多了。每当俊美旦角上来，姑娘、小媳妇的眼睛就直盯着他的一招一式、一笑一颦，都会在她们心里荡起层层涟漪。朝阳剧团（万亿班）也一样，没有女演员，但由于旦角演员流失，很多戏都无法正常演出，我和东莲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个空档。尽管演的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但对观众来说则是十分新鲜的。我们出台走路、表演和唱念都能引起台下的一片笑声。我也许生来就是为演戏的，台下不论哄笑成什么样，我都毫不怯场，一招一式（当然，那时的招式少得可怜）都要演下来。一场戏下来，观众竟习惯了我们的出台。
我俩是高平上党梆子演员中最早一批女演员。
大寺庄那几天正好是庙会，我和东莲下了这场上那场，一天之中光《姐弟逃难》能演五六回。吃过夜饭，我们太累了，倒身就睡着了。第二天清早，村里人都找不见了，就剩下东莲、一个老头、一个老婆和我四人。接着吃早饭，糊里糊涂的跟上朝阳剧团上路了。
从此，我成了朝阳剧团的演员。

尽管我唱红了，但那都是小打小闹，正而八经地演上党戏，则需要从头学起，一招一式，都有特别要求。光表演程式就有整装类、行进类、上下场类、杀战类、台步类、跟头类等六大类。而整装有打场、正三把、反三把、整头、拂袖、束带之分。其中打场是武将出征前亮甲，整装束带的表演。不同行当均有不同变化或招式不同，或姿势各异。基本路子是上场后在桌角亮相，斜插下场口台柱，返回亮相，半圆型上前三步推开。生角、花脸整装束带外表演踢三脚，小旦是摇翎三匝剑，毛二花脸和三花脸要加跳步，小蹦子、小飞脚等零碎。在姿势上、主要是手的位置不同。小旦平乳，拇指屈回、四指并拢伸直，以显其潇洒；花脸过头，五指叉开，掌心向上，以显其威武等等，真是令人眼花缭乱，好在各有的程式。
我一进剧团，先学了《小放牛》的调儿，团里准备让我上《王贵与李香香》中香香这角色，原来演李香的是团里的总务股股长田风吉扮演的。第一个台口仍是田风吉演。我在台下看，记动作和表演程序，唱词是早就听会的，第三个台口，就让我上台了。那天上台前，我脸上施有一层淡淡白粉，嘴上涂了些红颜色，描了一下眉，算是淡装吧。演出效果极好，以后观众都叫我“香香”了。五个台口后，剧团就进城了。
进城前，团里还演出了一个名叫《招待所》的戏，我和东莲在里边扮了两个群众。
刚入冬，我婆婆和父亲去城里寻找我了。为了躲他们，我藏在郭金顺、田凤吉的家中（他们住在城里），唱完戏后就有人把我接走了，一直没有和他们碰面。
天逐渐地冷了，寒风把尘土吹的到处飞，树上的叶子也纷纷落下，在地上铺了一层，给人一种干冷干冷的感觉。那时没钱，穿得很少，风一吹就会有冷气直灌在里面。这时，剧团在城里找了个会馆排戏，以迎接专署（在晋城）的汇演，这次准备了《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两个戏。我演李香香和《白毛女》中后三场的喜儿，东莲演前边的喜儿。由于我出来久了，没有御寒的衣服，剧团给我和东莲领了灰军装，我们除了演出，整天是这么一身，觉得自己气派多了。我一直就没有被子，走到哪儿借到哪儿，反正是不敢回家。
戏排好后，剧团去王瀑唱了一回（劳军）。当时张仁义演穆仁智，郭金顺饰黄世仁，演到激情之处，台下观众动了真情，真打了起来，接着又把本村的地主拉到台上斗了一顿。在这里演出两场后，我们就到晋城参加汇演了。
这时已是一九四七年的年底了。会场上写有《太岳专署现代戏会演》的大幅红纸标语，旁边还贴有许多标语口号。那时的条件很艰苦，台子用蓝布搭上，演出时的布景也因陋就简，如有假山、则用椅子的方法加高，最后上面搭块灰布；需要花做陪衬时，则去野地里采几把放在台上，……这时照明条件大大改观，明晃晃的汽灯代替了麻油老灯。参加汇演的剧团有多少记不清了，只记得有晋城鸣风剧团、我们团，还有陵川的一个剧团。
这次演出，我获得一个奖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后来的获奖很多，但都没这次印象深。
汇演结束了，我仍不敢回家，团里要放假，我怎么办呢？心里说不清有多难过。东莲他们都高高兴兴地走了，我该去哪儿过这个年呢？这时区上派人将我送回家，临走时还带了三十万块钱（相当于解放后的三十元）。一路上，我的心很不安，父亲会怎样对待我呢？打我？骂我？还是根本不让我跨进家门？
越走进村口，我的步子越慢，不知为什么，希望这路再长些，一幅幅幻想中的父亲面孔在我眼前闪来闪去，不是恶狠狠的面孔就是破口大骂的凶样，没有一幅面孔能令我跨进门去……。
然而，家总有走到的时候。
我磨磨蹭蹭地在区上那个人进去一会儿后才跨进门，父亲，我的父亲竟笑咪咪地看看我，这是真的吗？我揉揉眼，千真万确在笑，他没有训斥我，真的，我扭头看了看区上那人，他也在笑着。
隔一会儿，我看见父亲走到区上那人跟前说：“银钱上了万，花钱不打算，我闺女挣三十万，可不简单啊！”这时，我才注意到，父亲手上捏着钱，钱可真管用啊！
从此，父亲再也没有打过我，还雇上人给我做了鞋，做了一身衣服，上衣是蓝花花的，扣子是盘的花袢，可漂亮了。在家那段时间，我经常会把新衣服穿上，在镜子里照着，觉得自己漂亮了很多，加上自己身材不错，使普通的兰花花衣服也格外地好看起来，但不出门的时候，总是把衣服叠好，放在枕边，每天看看，舍不得穿，那时的布料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容易就破了，颜色掉的也很厉害，洗几次就会显得很旧。
春天出来时，父亲给我做了一条蓝底白花布的被子，冬莲带了一条褥子，睡觉时我们一头一个打通腿，枕的是砖头。有的村在地上铺个席子，有的村只给抱捆草，条件可艰苦了。每天早晨四点就起床，到村边喊嗓练功，天天不断，自觉功底日渐扎实。
在四八年这一年里，剧团除演《赤叶河》、《刘胡兰》、《王秀莺》、《罗汉钱》、《王贵与李香香》等现代戏外，也演旧戏。郭金顺师父等人演《挂龙灯》、《东门会》、《三岔口》、《寄女杀家》、《雁门关》、《过江杀督》、《黄鹤楼》、《七郎八虎闯幽州》、《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王佐断臂》等等表现古代英雄的英雄戏，常常是白天演旧戏，晚上演新戏。
东莲的嗓子特别好听，甜润优美，她演的《赤叶河》、《刘湖兰》《白毛女》深受观众的欢迎，特别是她演的喜儿真切感人，在观众中影响较大，“喜儿”代替了她的名字。
“香香”、“喜儿”就这么叫出来。
四八年是演新戏的顶峰，动作也加多了，服装道具都有较多的改观，但到年底，看现代戏观众少了。以前，光新戏组台观众就很欢迎，此时，则需以旧戏为主，新戏点缀其间了。

那时我的脑子特别好，一个台口下来就能学会一个戏，加之天天看，日日唱，在不知不觉中竟把上党梆子的调调都学会了。当时剧团里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文盲，学什么都凭脑子记，有专人教谱和戏词，而且也不是现在的“1、2、3、4、5、6、7、i”的简谱，而是“上尺工上乙合反六工民”等旧乐谱，看着就头疼！
自打焦朝仁带人走后，剧团的旦角一直补不上，后来看我和东莲还能唱几句，有人就建议说，她俩能唱新戏，还唱不了旧戏？让她们上台吧！这一来，我就有了正式的师父了。
我师父叫廉明昌，当时五十岁了，长相英俊、举止大方、个子高高的、皮肤特别白，穿戴十分讲究，平时身着黑色对襟衣服，里边衬一件月白衬衣，脚穿一双黑色圆口鞋，干干净净，别提多精神了。当时剧团的人抽大烟，逛窑子的风气很重，但唯有我师父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作风正派，加之他底功扎实、做功好，在剧团的威信相当高。
师父一共带了七个徒弟：大徒弟叫王红海，老旦，当时是团里的指导员；老二廉德胜，小生和三花脸；老三，小明昌，武生、二花脸；我是老四，学小旦；老五，刘保锁，二花脸；老六没有成才；老七，王桂兰，小生。东莲的师父是大贵生，学小生戏，后来因个子低改了花旦。
头一个台子演《打金枝》，这是一出二簧戏。师父没有文化，我也没有上过学，师父教一句，我唱一句，回去休息时，就使劲背，那时年轻，记什么都特别快，有很多出戏到现在一些唱段稍微一回忆，仍旧可以整段整段的唱下来。记住了就让我上台了。师父藏在台上的桌子下面给我提词，好在旧戏也没有什么动作，竟顺利了唱了下来。
第二出戏是《雁门关》，这是上党梆子戏，我在里边演梨花公主，师父仍就提前趴在台上桌下，一边提词一边指点我的位置。不知为什么，师父突然少念了几句，戏一下子就接不下来了，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师父在台上急得出了一身汗，但也无济于事，总不能从桌子下钻出来指点吧。这时，我想都没想，伸手瞎胡比划了几下，嘴里叽哩咕噜了几句，就缓步下场了。亏是当时科技不发达，没有什么扩音录像设备，也多亏台下的观众只是听个大概，不然的话，台上的西瓜皮一定大丰收了。下场后，剧团的人围上来好多，问长问短，从此，师父们就叫我“老谄”、“老谄”的，说我开戏。
我的第三出戏是《青峰山》，这个戏是说民女严玉莲为找自己丈夫，女扮男装独自一人历经千辛万苦的故事。我饰严玉莲，反串小生，一下子又唱红了。
从五O年起，剧团开始正式给我排戏，有了角单（剧本），不再是口传了。王连生这时又给我排了《白蛇传》里的白蛇、《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祝英台、《卧游山》的小女等角色。这时，我开始拿盘緾，每次十五元。头一次给我时，因公家不让拿，所以我交了团部，而当时拿钱的还有郭金顺和大贵生，我这一交，把他们给亮了出来。
演开旧戏后，父亲就跟上剧团东奔西跑，兼卖票把门。我当时已挣开份钱，郭金顺七份、我三份、我师父廉明昌也挣三份，份钱之外另有盘緾，每次发钱都由父亲保管。
在剧团演戏赶台口是很辛苦的，名角们都有牲口，赶台口时坐上走，省时又省力。我和东莲花了几担米也各买了一头毛驴，每天赶戏时骑上，平时有人牵，有人喂。
由于唱红了，我上戏的时候越来越多。每到一地就开始连轴转了，夜场要唱到天明，到前半晌又得唱，下午接着唱。有的村民特别难緾，非让我唱到底，一天唱十多个小时，真是太疲劳了，一下场倒头就能睡着。为了应付那种场面，师父们就劝我吃一“葛桃”（音：即大烟），吃了后，一晚上精神很好，一场戏下来仍不觉累，但劲儿一过，疲乏到极点。时间久了，我常常在后半夜演出中，和琴师说好，抽空就隔一段戏，前后台都很默契，一个眼色一个手势就心领神会，配合得天衣无缝。其实，这时观众也配合的不错，一个个睡眼昏昏，哈气连天，只是身子没动而已，哪能记住台上唱到哪儿或唱过哪儿了呢？
我就是从这里接触大烟的，好在没有瘾，只能算是一个应急措施吧。
河南的一个豫剧团在高平演了大约一个月戏，却使我荫生了改革上党戏服饰的念头。
这团当时演了《洛阳桥》、《刀劈杨反》等剧目，效果极佳，可以说是轰动全县，言必谈豫剧，赞誉之词不绝于耳。服装好、头饰美为之增色不好，而且演员穿的是彩鞋，演出时有甩袖动作，使我大开眼界。
由此我想到自己的扮相。
我饰演的角色一无甩袖之动作，二无彩鞋陪衬，三是服装简陋，四是头饰难看，……，看了人家的名角杨桂秋的演出，真有股说不清的滋味，原以为上党戏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其实不足还很多。要不现在人们都兴出去看看，只有交流借鉴，才能少走弯路，才能开阔眼界，才能做得更好。
“从改变自己做起”，我暗暗地琢磨起来。从父亲那儿找了些银首饰，打了五个饰卡，形状是自己想出来的，（五个一分钱大小的圆圈连在一起，中间插一簮子）；又找了些头发，用冷水把榆皮泡了一段时间，直到粘糊为此，直接刷到头发上，再把头发摆成枣那么大的长圆型，照这个样子摆七个，然后再照此法刷了两条鬃角，又从父亲的箱子底翻了一条白丝帘子（清朝时有钱人头发短，就用丝帘子加长），裁作几节，用红、绿、黄等颜色染了，再簇在一起，做花儿状，带在头上一看，效果不错，自我感觉良好。
嗯，鞋怎么变呢？原来上党戏对鞋的要求不严，是有原因的。我们这儿的舞台的台前一般有一横木，加上台有多半个人高，观众看戏时根本看不见脚。所以演戏时，常有人鞋都不提，踢拉着鞋就上场了。说真的，掉了鞋再穿上都没人看见，看人家豫剧多正规。我平时上台都是穿自家做的鞋，这鞋总不能不要。对，往鞋上缀一簇彩线吧，这也可充当彩鞋。
那耳坠呢？没钱买不起好的。我就买了些鲜艳的扣子、珠子用钱一颗颗串了起来，往耳朵上一带。哈，满脸生辉，别提多好看了。
不知观众能否接受这小小的改动，我的心惴惴不安，像小学生交卷后等待老师念分时的心情一样，但愿……。
我成功了。
人都是爱美的。何况我是朝美化的方向努力的。
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开始从自身做起，逐步地将别的剧种好的表演程序　乃至唱腔借鉴过来了，并开始开动脑筋，为创造令人满意的角色下起苦功夫来。
尽管这时每场戏我都能叫十几个好！
这一年，我又因《青峰山》一剧在区上获了奖，在晋东南十几县打响了，区上的领导们看了我的戏后，认为我的名字和我演的角色不配，但改成什么好呢？商量一阵之后没了下文。
这次名字没有改成。
那时，剧团放假很有规律，每到农忙就放假，我和几个师兄弟每到放假就不回家，找“野客”学技术，耍大刀、翻跟头或学表演。当时有许多流散艺人（也叫野客）在高平做工，闲时帮人教习武艺。我们去找师父学艺，需自己出钱，见面礼要三十万元左右才行，相当于五十年代初的十几元钱，然后每日得上贡，贡品有鸡蛋等补养品。我们几个每天拼命学，只觉人家外路的东西好，嫌上党梆子里的表演生硬死板变化少，这样前后找了五六个师父。
印象较深的一个师父是女的，是个流动艺人，搞京剧的，长得不高，大脸、扁扁的、长相很差，原是唱生角的。特别能吸烟，脸色迟早是黑黄黑黄的；穿戴一般，老给人踢里踏拉不精干的感觉，一点也不讲究。我跟她学的是《韩玉娘》这出戏，主要看她的台步及学如何换气、抢字，特别是抢字效果较好。上党梆子的唱腔较死板，有十字句，七字句，多一个字就唱不进去，整体听来单调，而将抢字用到上党梆子里则起了紧凑、俏皮、变化多的作用。如《秦香莲》中有这样一句：
“从了高官不把家归”，
如果用上党梆子老套，这字无论如何放不下，而用了抢字，则可以解决。还有六字唱词在上党梆子中只能唱“靠山红”，而抢字的利用则可使板式多些，四六板也行，靠山红也行。
人们常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话是有其道理的。师父只能指点，而徒弟则要细心揣摸，找出规律和方法来，并勤习巧练，可受用无穷。
我这人喜欢寻根问底，当然是在艺术上。师父表演的好，是哪些动作为之增色了？用到我身上能否达到原来的效果？他的唱腔观众爱听、除了嗓子好外，是否还有其它方法也能使唱腔柔美且动听？我的嗓子不错，能否在唱腔变化上走出一条新路来？能否唱出既是上党梆子，又不同于旧有的调子，而给之赋于新的色彩吗？
就如人一样，身体是一样的，只是服装不同，可分出男人、女人；还可分出城里的，乡下的；再细分，还可分出知识分子与大老粗。
世界上的人如果千篇一律全是穿一种颜色的服装，人们一定会感到单调，乏味，一个剧团如果只是死板生硬地几种唱法，也同样使人感到无味。
我一定要试一试。

杨 林 荣

台上笑台下笑台上台下笑惹笑，
看古人看今人看古看今人看人。

　　　　　　　　　　　　　　　　 ——舞台楹联

引 子

不知道现在知道和记住吴婉芝这个名字的人还有多少，如果现在还健在，应该有75岁了。
我与她相识是在1982年，同去忻州参加北路梆子著名表演艺术家贾桂林舞台生涯五十周年纪念活动，我属于忙前跑后的勤杂人员，但我们竟说到了一块儿。
她是属猴的，生于1932年，。我们在一起尽管谈得很多，涉及面也广，但都是愉快的事，我很羡慕她：当一个演员多好啊，天南海北都能去，还能见到中央首长……。
1986年上党戏调演一开始，我们又相遇了。她是评委，我呢？是负责资料工作，同住一个屋。尽管几年不见了，但没一会儿，我又被牢牢地吸到了她的身边。
也许是上了年纪，容易怀旧的缘故，她的话匣一打开，竟倒出那么多的辛酸苦辣。我发现她竟有那样崎岖的经历，每每讲到悲伤之处，她的眼里就含有一种本人浅显的笔墨无法描述的神色，但没有泪。
那么多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她都顶住了。
她除了是个名震上党的表演艺术家，还是晋城市第一届的政协委员，同时还是充满爱心且心灵手巧的妻子和母亲。丈夫和儿女们的衣服与鞋几乎全部出自她的双手，那凝聚千针万线的鞋底、祙底，不亚于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有蝴蝶纷飞，有花蕾初绽，特别是枕头上绣的花鸟更是令人叫绝。那随手剪出的窗花，风格粗犷朴实，真是干什么都是把好手。“心灵手巧”送与她可是当之无愧的。
我们真正坐下促膝相谈则在1987年，那时因为我在整理《山西省文化志·晋城市群众文化史料集》，里面需要很多的戏剧史料，就和吴婉芝接触多了起来。有一段时间，我经常骑一辆吱吱作响的车子跑到她家，一坐就是一天。有时去了，就见她在和院子里的邻居聊天，总是那么兴致勃勃的样子，脸上的笑容很灿烂。每每看到我进去，就会说，我相好来了，然后拍拍裤子后面的灰，和我往家走，看见我锁车子，就会说，你那车子不锁比锁了还安全，哈哈哈……
在高平方言里，“相好”是朋友的意思。另外“我”、“这”、“那”的读音很怪,和原字发音差别很大,开始听到她说这几个字，就会抿嘴一笑。我发现高平话鼻音还很重，“n”音发不准，会把“粮票”读成“娘票”，每当她喊我名字时，我都不清楚喊的是“林”还是“宁”或者是“明”。
吴的家不大，家俱也不新潮，可见她对家居的要求不是太高，只是卧室很舒适，床上铺的很厚。吴老师（大家都习惯这样叫她）衣着很朴素、头发在脑后随意一夹就出门了，从不刻意打扮，不知道她底细的人，只会认为她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了。她属于长得很俏丽的那种，身材保持得很好。她的性格很爽朗，笑起来总是哈哈哈的，不像有的人会用手捂着嘴、顾做小女人姿态。她的眼睛总是很有神，每当谈到舞台，眼睛就会亮起来，面部表情特别丰富，甚至会情不自禁地来上一段。我就是在她的家听到了《皮秀英打虎》里的无伴奏唱段的。
岁月真是无情的手。不论你是否曾经美丽还是丑陋，也不管你有过多少荣耀和多么平淡，都会让你在岁月的消磨中把曾经浮躁的心归于平静，都会在你心上和身上刻下深深的不可磨灭的痕迹。
她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照片，我看到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两条粗粗的辫子，眼睛大而有神,表情很羞涩,但极为清纯，照现在年轻人的用语——很阳光而不做作。还有很多的剧照,尽管是黑白的，但仍然可以看到她风华正茂的英姿。看到那些照片，我始终无法把《三关排宴》（上党戏曲片）中的威严端庄、雍容华贵的肖银宗与眼前普普通通的她重叠，也无法把她年轻时的戏曲录音中的甜美唱段与现在沙哑的声音合在一起。
厚重油彩的遮盖会让人更美丽，但素面演唱时，更能让演员的表情牵着你的思绪。每当讲到那些伤感的地方，她的眼光会暗淡下来，但很快又恢复了。有的时候，谈着谈着，她会突然陷入沉思，眼睛会迷离起来，尽管面对着你，但眼神似乎会穿越你的身体，看到很远的过去。丝丝烟缕会在她的手里弯弯曲曲的自然升腾着。这个时候，我总是静静的打量着她，不轻易移动身体，也不发话询问，生怕打断她的思绪，任由时间在滴答中悠悠的走着，任由她在旧日的时光里漫游着。

她抽烟很厉害，把烟放在嘴上时，总是深深的吸一口，眼睛会眯起来，你会看到烟灰一下子多了一截。她习惯用大姆指、二三姆指共同负担烟的重量，而不像别的男同志，把烟夹在手指缝里，所以，她的三个手指都是黄黄的。
吴婉芝的谈吐极为幽默，妙语连珠，听起她聊天南海北来，不亚于看一本好的小说。她的声音哑哑的，很有磁性，语速极快，用高平方言诉说起来，很有意思。她的语言应该用“诙谐、幽默”来作定语了，时间会在谈笑中匆匆流走。客厅的茶几上总是放着一个玻璃罐头，里面放半截水，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盛烟灰的罐头瓶推到她拿烟的手下，让烟灰自己落入……，每当烟头扔进去时，都会发出“嗞”的一声，然后悄没声息。

她说，我不喜欢烟灰。
她的谈话一直继续着，记忆力特别好，一些陈年往事在她的叙述里都会动起来，说着说着，她会告诉我，这些只听不要记，清楚吗？嗯，我会立刻点点头，不记。
她很少说到孩子，总是匆匆带过，但仍可以从只言片语中感到她对子女的那份牵挂。我一直觉得她有着一般女人所没有的忍耐力及刚强，柔弱的肩头扛着比一般人多得多的份量，也许这就是名人之累吧。
她的艺术造诣是有目共睹的，是上党戏剧最著名的戏剧家。但人有在台上的风光，就有在幕后的寂寞，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就在她的叙述中与往日的灿烂人生连起来，串成了她完整的人生。
我和她说过几次，希望她能把自己的经历记下来。她也曾说，有许多人都着手给她整理，但都没有结果。我深知自己的文笔抬不到桌面，不敢揽活。我回去后有意识地回忆了她的讲述，发现不用别人铺排，仅她的叙述则可成文，但又没有十分把握。
于是，我边回忆边写着，下面的文字就出来了，我起的作用只是将她乱七八糟的讲述理顺成章，加了一些合理修饰与连接词及标点符号。
前一百页送去了，我等待着“结果”。几天后，我去了她家，她说这几天睡不着觉，吃安定也无济于事，头天看了一半就哭得看不下去了，如烟往事如放电影似地又到脑子里走了一遭，以后两天，边看边哭。我深知自己的文笔不会如此感人，只是触动了她某段伤心记忆神经，才引发了“黄河决口”。
终于，她认可了。她说，很想印成铅字。但后来告诉我，一直没找到愿意出钱的，尽管现在看来就几千块钱，但在那时，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何况，她已经很久不演戏了。

人大致分有三种，一种是什么情况下都宁折不弯，一种是什么情况下都是宁弯不折，大多数人属于中间的。能直则直，需弯则弯。尽管需要弯而直者，长折腰者不在少数。我觉得吴婉芝是属于前者，认准目标一直往前，这性格成就了她的演艺事业，执著使之攀登上了上党戏剧高峰；这性格也造就了其生活悲剧，而且很惨……
我曾试着想过她的另一种活法：放弃她的爱人，选择另一个可以让她暂时过上安逸生活的人，那她会幸福吗？不过，如果她能选择别的人，那一定不是吴婉芝了。
婉芝有婉芝的生活，是唯一的。
现在就让我们随着婉芝的思绪，走进那已经流失的岁月，去感受那里的风吹雨淋，去触摸那些我们曾经熟悉和陌生的一草一木……

我唱的第一出戏叫《懒汉转变》。在戏里扮演懒汉的女儿。这出戏描写一个整天抽大烟睡懒觉的懒汉如何在女儿的劝导下转变的故事。那年我十四岁，不知为什么，我头一次上台，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毫不怯场地放开了嗓子唱了起来，竟一下子唱红了。我的嗓子很亮，不知什么时候起，村剧团的人只在齐唱时和我一块唱，单独唱时则不敢和我一块唱了。我演完懒汉女儿后来到台下，又有七个小女孩上台唱新歌，之后的压轴戏是我本家嫂嫂演《王和尚卖妻》。她的名字叫凤英，嗓子圆润，咬字清楚，拥有大量的观众，我真羡慕她。
什么时候我也能唱这么好就好了。
这时，村里斗地主、分田地运动开始了。在区上工作的高平息墙村人王连生（文革前曾任晋东南电影公司书记）到我们村搞土改。他是个文人，肚里的墨水可多了，《王和尚卖妻》就是他写的。他把发生在他们村的一件真人真事通过戏剧形式表现了出来，当时反响特别大，虽然其内容在现在看来真是微不足道的，文学及演出技巧都谈不到，但那时几乎人人都会唱几段，可说是老少能唱，妇嬬皆知。
当时人人会唱《王和尚卖妻》的原因，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其内容是发生在群众之中的，每个村都有人可能对号入座，容易接受。二是曲调的缘故，这时的戏都是用高平秧歌来演唱，而其具备委婉动听，通俗易懂、格律又不太严格的特点，十分便于表现现代生活。
这也是我们的戏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因素吧，每天忙于演戏，尽管就这么几出戏来回演着，但群众还是每场必到，从未冷过场。
高平秧歌也叫州腔秧歌，州五秧歌，泽州秧歌，又因它不配管弦，只用锣鼓伴奏，梆板击节，故又称“干板秧歌”、是形成于高平县东南乡，流行于旧泽州府所属的晋城、高平、阳城、陵川、沁水五县境内的一个小型剧种。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版的《高平县志》就记载有知县龙汝霖提出的“十劝”、“二十禁”里，有“禁止演唱秧歌”一项，可见，那时秧歌已经很盛行了。
高平秧歌剧目大约有二百多个，大都是生活故事，开口就唱，不用丝弦管簧伴奏，一唱到底，全剧不加对白，歌唱不只用来叙述抒情，人物间的对话，抬手动足都伴之以说明性的唱词；它是以生动、活泼、风趣、形象、口语化取胜，构成了这一剧种显著的艺术特色。可惜高平秧歌没有专业剧团，表演艺术提高不快，没有出现过有名望的演员。
一九四七年二月，在父亲的逼迫下，我和对门那女的家的二儿子结婚了。他比我大八岁。
从此，我那欢乐调皮的一切举动消失了，以媳妇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
那年我刚进入十五岁。
那天天很冷，风嗖嗖的吹，我穿着一身红粗布衣服，坐在一辆老牛车上，车轮吱吱地响着，牛车在慢慢地往前移动着，在村里转了好几圈，车上的我与车下的村人哭成了一团，我悲叹我的不幸，他们同情我的遭遇，然而，父母之命，谁又愿担这干系呢？
我真希望这牛车永远也挪不到他家……
拜天地了，我的腿直直的，说什么也不下跪瞌头，谁也劝不动我，最后还是剧团里的一个人硬把我的腿按倒，拜了一下。高平闹洞房的习俗是很怕人的。头天晚上闹洞房的地点在一间无任何摆设的房内，炕上无被褥枕头，只有一光板席子，屋内一家人，窗外还挤得满满的。窗户纸都要扯得干干净净，以求得最佳观看效果。
我一直踡缩在炕角，眼泪直说往下滴嗒，闹洞房笑时有人看，哭也同样拥有观众。他只是傻呼呼地陪着笑脸，应付着一幕幕令人难堪的场面，我如同木头人一样，毫无知觉地被人搬来倒去，推来拉去。
就我这满脸泪痕，不合作的新娘，也使闹洞房的人直到天明才离开。直是个度时如年的夜晚啊！
天终于亮了。
这天是他当兵的日子，即刻到了动身的时候了，不知他的心情如何，依依惜别之情在我们之间没有出现。我木木的站在一边，听着婆婆与儿子之间的交谈，好像他不是我的丈夫，而是一个从不认识，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偶来问路一样。
他终于走了。
这一走，我们多年没有见上一面。
不久，王连生就把万亿班带到了围城，住在一个富农家，这时的万亿班已不唱旧戏了，全部演现代戏，万亿班刚刚废除了掌班制，原掌班叫焦朝仁，有五六十人，班里有郭金顺、徐贵生、刘卫祥、曹怀胜、康春富、张鸣广等名角，万亿班也改名为朝阳剧团。
朝阳剧团除演高平秧歌外，还演太谷秧歌、剧目也是《打春桃》、《王春花转变》等现代戏。每当空闲时，我就去看，一来二去就会了，并将之搬到村剧团，演出时也仿照朝阳剧团加上了丝弦伴奏，当然还差得远。
村剧团不仅在本村演，而且到城里，河西、北城等较远的乡镇演出，最远的曾到过沁水县的小柿庄。本家嫂嫂凤英和我一块儿演王和尚的女儿，每天演三场，一替一场。这时的演出较以前有了较大的进步，加进了一些表演动作，尽管很笨拙，但这毕竟也是从我们开始的呀！
我演的最红的秧歌剧叫《姐弟逃难》，也是使我名声大震的一个剧。这也是王连生写的，剧中写了组弟俩从敌占区跑到解放区的一段故事。王连生将《白蛇传》中“断桥”一折中的表演身段用到剧中，效果极好。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在当时很盛行。我在剧中演姐姐，东莲扮弟弟。姐姐带着弟弟到了解放区后心情十分舒畅，王连生在这儿写了大段唱词，足有三十多句，要一气唱完。我刚唱完，台下突然扔上来许多东西，“扑、扑”落了一台，仔细一看，原来都是火烧（烧饼）。
高平当时的风气很怪，不像别的地方是鼓掌喝彩，在这儿唱好了往台上扔烧饼（当时最好的吃的），唱坏了往台上扔西瓜皮等脏物。我的演唱又一次被热心的观众所认可了，心里的喜悦无法表述，只觉得兴奋、满足，感觉心跳也加快了许多。做为一个演员，观众的爱戴和拥护就是对她的最高奖赏和荣誉，当然，这一点是我以后才逐步体会到的。
我渴望着更广阔的舞台。